贝淡宁｜香港已死？
1996年，香港大学哲学系向我提供了一份非终身教职。这份工作的诱人之处在于我可以住在香港岛一套由政府补贴的大公寓里，从阳台可以直接俯瞰大海。我意识到能够得到这么漂亮的居所，主要受益于我是一个来自加拿大的白种人。
来稿作者：贝淡宁
至港不久，一位香港同事前来参观我的公寓。他带着毫不掩饰的忿恨说，他没有资格住这样的公寓。更令人惊讶的是，另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同事也告诉我同样的事情。不仅仅是香港本地人被剥夺了大学公寓的资格，来自其他国家的华人（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也没有资格居住在大学公寓中。
1997年香港回归后不久，我理所当然地被赶出了我的公寓，因为新政府结束了种族主义政策：现在无论其种族背景，只有高级教师才有入住大学公寓的资格。然而，尽管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对中国大陆人的非正式歧视却有增无减。
来自中国大陆的香港大学教授抱怨说，他们被香港大学的领导排除在决策职位之外。甚至香港同事也倾向于将内地人拒之门外。在评审和晋升活动中，中文学术论文被认为毫无价值。那些主张与大陆进行更多学术合作的中国大陆同事们也只好缄口不言。
刻板印象 称不上批判性思维
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香港在人们心目中不啻为一个独立国家。我们在街上几乎听不到普通话。我的香港学生对中国只有负面的刻板印象：中国是一个由“邪恶的共产党人”统治的国家，中国文化可以归结为充满压迫、封建主义和父权制历史的文化，唯一可以向中国学习的是中国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
然而，香港在回归后仍保持着这种状态。就中小学生对中国的了解而言，几乎都是些负面的印象。我想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会让孩子们讨厌自己的国家？学习批判性思维固属必要，但如果失去对美好事物的鉴赏，那么便称不上批判性思维，仅仅是在为批判而批判。
作为一个着迷于中国文化的学者，这些现象让我有些沮丧。2004年，我很高兴地接受了清华大学的工作邀请。尽管薪水大幅下降，但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沉浸在中国学术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哲学。
2017年，我有幸担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一职。这是一个拥有1000多名学生和80多名教授的庞大师资队伍，致力于培养学生与省级共产党员干部为国家服务。考虑到这项工作的政治敏感性，这样的职位通常是留给中国公民和中共党员的（我既非中国公民，亦非共产党员）。
山东大学是一个拥有一亿多人口、以儒家文化故里闻名的省份之中最好的大学。我被任命为院长，并不是因为我忠于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因为我在儒家思想方面的学术工作。我设想可以通过教学和研究来推广儒家思想，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能够帮助我们的教师国际化，并根据国际标准提升我们的学术成果。
无需赘言，事情并未按照计划开展。但我的院长职位为我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学术与政治的独特视角（我在《山东院长：一个中国大学小官僚的自白》中记录了我的经历，该书将于2023年3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重返港大 对香港印象更正面
当了五年院长后，我意识到是时候回到从事教学和写作的常规学术工作了。令我振奋的是，我获得了香港大学法学院政治理论讲座教授的职位。香港拥有更多的学术自由——更不用说为不分种族的高级职员提供的海景大学公寓——这是我乐于接受的。
在香港待了几个月后，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与25年前相比，我对香港有了更加积极的印象：空气更加清新；音乐会热闹非凡，餐厅也充满活力和多样性（过去我们必须去深圳才能吃到粤菜以外的美食）。世界上最好的公共交通系统也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我知道我应该讲粤语，我仍然在努力中。在非英语的场合，我会说普通话，大多数人都很乐意参与其中（尽管我被告知在2019年的抗议活动中，大陆人受到歧视，他们不敢说自己的语言）。与殖民时期相比，现在香港有更多的人会说三种语言。
人们似乎更关注社会不公：过去，我曾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做过志愿工作，该组织旨在保护家政工人的利益，那时我意识到雇主几乎完全可以不受惩罚地在自己家中虐待工人。而现在雇主会为虐待家政工人受到惩罚与道德谴责。前路漫漫，行则将至。
事情也并非尽善尽美。香港贫富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众所周知，政治氛围要受限制得多。但香港自治的关键要素——法治和言论自由——得到了比北方更好的保护。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上网。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关于中国政治的文章，很多都不能在中国大陆媒体上公开发表。并且我可以从国外订书，而不用担心在边境被没收。
我将持续观察和学习，但此刻，我觉得在香港很幸运。
贝淡宁（Daniel A. Bell）是香港大学法学院政治理论讲座教授，2017年至2022年担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著有《山东院长：一个中国大学小官僚的自白》（普林斯顿出版社，2023年出版）。文章的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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