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反贪经验启示：中国怎样才能根除腐败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毒瘤，曾长期困扰着几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古往今来，许多政权因严重的腐败问题而陷入存亡危机。能否有效遏制腐败，直接关乎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长治久安。中共元老陈云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便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自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习近平把反腐作为新一届领导层的重点工作。他曾说，“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

过去十年，中共所发起的大规模反腐行动，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官场风气。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全球年度廉洁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排名第80上升到2022年的排名第65。这一方面说明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情况有所缓解，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反腐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对于当下中国内地来说，怎样才能在过去十年已有反腐成绩的基础上，更加长久有效地减少腐败？新加坡的经验具有参考意义。在透明国际的全球廉洁指数排名中，新加坡多年以来都位居前列，比如2022年排名全球第五，在亚洲位居第一。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的腐败问题比较突出，当时人民行动党以“扫除贪污”作为竞选口号。后来经过李光耀政府的综合施策和持续努力，新加坡渐渐成为闻名于世的廉洁国家。多年前，李光耀曾在记者采访时说过，人民行动党最大的成就是掌握政权四十年，并保持其活力和诚实，而不是成为衰落和贪污的政党。

那么，新加坡是怎样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保持廉洁？研究新加坡政治的深圳大学教授吕元礼在《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中给出的回答是：“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

根据吕元礼教授在书中的论述，在以德倡廉方面，自李光耀时期以来，新加坡政府便注重儒家道德教育，主张公职人员应该忠于国家、耻于贪腐，保持君子作风；在以薪养廉方面，新加坡政府认为应该诚实看待人性，正视政治所包含的养家糊口的职业面向和市场经济时代“才有所值”的特点，给予公职人员较为丰厚的薪金，让他们能在不必贪腐的情况下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在以规固廉方面，新加坡政府既针对公职人员和公务行为制定实施严密的规定，减少腐败机会，堵塞漏洞，又建立权力制衡制度；在以法保廉方面，新加坡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反贪机构和严明、严厉的法律双管齐下，反贪机构风闻出击，执法严厉，让公职人员不敢贪污。

上述关于新加坡反贪的四个方面举措，只有相互补充和作用时，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否则，仅仅靠某个方面的举措，效果终究是有限的。在以德倡廉方面，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并催生出清官文化，涌现不少令人钦佩、动容的清官，比如明朝的海瑞。但放在整个历史长河来看，清官终究只是少数，在极度清廉的海瑞身后，是腐败透顶的大明官场。人性中是有向善的一面，但许多时候并不牢固，容易受复杂环境的影响，仅从道德层面倡导为官清廉从来都是难以持续。

在以薪养廉方面，新加坡、香港都是比较成功的典型，符合人性和社会发展的现实。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和诉求，官员亦不例外，寄希望于官员都像海瑞那样生活，既不可能，又不应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人才价值日益凸显的当下社会，若不能让官员收入与他们的正当开支、他们的付出和能力相匹配，既不利于吸引人才，又容易加剧官员们的贪腐冲动。但以薪养廉的作用同样是有限的，因为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以清朝时的中国为例，纵使雍正皇帝创立养廉银制度，额外补贴官员的养廉银通常远高于官员的正常薪俸，但仍然不能有效减少贪腐，贪得无厌的风气依旧蔓延官场。

在以规固廉和以法保廉方面，严密的规定、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强有力反贪机构、严明严厉的反贪法规，都是比较重要。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一生痛恨贪腐，治贪极为严厉，不仅设立自朝廷到地方的监察机构，而且对反贪的规定详细、严厉，包括制定针对贪官的酷刑剥皮揎草。可纵使如此，朱元璋的反腐只能起一时之效，并未从根本上有力消除腐败。归根究底，一是因为他的反腐过于依赖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缺乏行之有效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制衡机制，二是因为他的反腐严重忽略人性，明朝的官员握有特权但薪俸比较低，其结果必然是官员敛财手段层出不穷。

对于当下中国内地来说，以德倡廉已经是多年以来都在重点开展的工作，下一步应该是延续和改进。以薪养廉虽不及新加坡，但中国毕竟只是发展中国家，且相对而言，内地公务员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体面工作，未来的关键在于改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一方面裁撤冗员、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制定一套更加合理与透明的公务员薪俸体系，与人性和社会现实相匹配。中国内地的以规固廉和以法保廉，相比于古代已有明显改进，但仍有不足，比如社会监督和民主问责的力度有限。

不论是邓小平说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还是习近平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都指向了一个对当下中国内地反腐极为重要的努力方向：建立一套有效规范、约束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体系。在反腐行动开展已经超过十年的背景下，今天中国内地不妨在正视现实国情的同时，总结包括新加坡反腐在内的一切人类社会有益经验，让官员们不想贪、不必贪、不能贪、不敢贪，让中国成为一个廉洁高效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