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关键是什么？
日前，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虽然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高层已经有过多次预告，但当升格之后的中办印发专门的《方案》，结合该内容，仍能看出一些高层大兴大调研的意图与端倪。
先看《方案》本身，归结起来有三点值得关注：
其一是很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方案》在第一部分“重要意义”和第二部分“总体要求”中列明了该《方案》推出的内外背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为了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守党性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其次是列明了12大调研内容及工作步骤，避免《方案》本身沦为缺乏可操作性的走过场。
《方案》在第三部分“调研内容”中，详细罗列了包含12个大项的调研内容，包括：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大问题，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大问题，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长期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等。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大问题中，方案提到，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够强，干事创业精气神不足、不担当不作为，应对“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和防范化解风险能力不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等重点问题。
第四部分“方法步骤”还给出了调查研究的6个步骤，其中要求：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主持制定方案；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成员每人牵头1个课题开展调研，同时，针对相关领域或工作中最突出的难点问题进行专项调研；对短期能够解决的，立行立改、马上就办，对一时难以解决、需要持续推进的，明确目标，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
第五部分“工作要求”还罗列了一些负面清单，比如：调查研究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轻车简从，厉行节约，不搞层层陪同。要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和单位开展调研，防止嫌贫爱富式调研。要加强调研统筹，避免扎堆调研、多头调研、重复调研，不增加基层负担。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点水式调研，防止走过场、不深入。要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化研究，防止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提出的对策建议不解决实际问题。
最后是提到“对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题，对涉及多个地区或部门单位的问题，上下协同、整体推动解决。”这至少说明，高层对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表现在基层”的问题是有认识的，所以才要协同解决“根子在上面”的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治理研究员对《香港01》表示，《方案》所列明的12大项问题，其实都是“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2022年7月中国还在严防严控新冠疫情之际，笔者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背后的顶层设计之问》中，曾以防疫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行分析，“面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除了批评，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政策导向和顶层设计，亦在间接加剧本就积重难返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从《方案》回归到政治现实，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自有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中国今天面对的内外挑战也不可谓不大，但其中的关键，还是决策层能否在纷纷扰扰的世界变局中把握社会脉搏，走进问题，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于外部，世界百年大变局愈发凸显，中美新冷战已成为最保守估计，台海局势成为引爆危局的不定时炸弹，虽然前台湾总统马英九以祭祖名义访陆已经启幕，大陆也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但仍无法从根本上化解台海危局，因为台海背后是中美的结构性矛盾在起作用。对于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而言，经济现实主义和政治站队的平衡将面临越来越大的考验，这方面，已经启程访问中国三地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无疑是最有危机感的国家领导人，新加坡的平衡术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学习的标杆。这样的国际局势，对意欲在国际场合展示大国领导力的中共和习近平来说，既是挑战，当然也是机遇，中国推动沙特伊朗复交，并正在俄乌问题上积极斡旋，便在于此。
于内部，虽然三年疫情在表面上已经成为过去式，封控已久的人们也急于告别疫情，但这场疫情对中国造成的全方位冲击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其中最大的冲击，就是公共信任。虽然疫情三年作为一个整体看，中国在早期取得了不错的防疫实效，但民众的主体记忆往往又取决于近期，所以上海疫情以来的防疫乱象，构成了人们对疫情三年的总体记忆，并切实冲击着政府公信力。这样的冲击，也突出地体现在后疫情时代，比如近期围绕“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和“年轻人上班上学不如上香”的争论，人们不买账官媒言论一方面说明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巨大鸿沟，另一方面也是公共信任出了问题。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此前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也表示，疫情三年的最大冲击是公共信任，“中国社会对专家和政府的不信任感短期内会变化那么大，这有点超出我的想象。这样的不信任感，并不仅仅存在于批评性知识分子群体中，也存在于原本对政府和专家信任的群体中。这就意味着人们对未来没法有稳定的预期，大家生活在担心中，这是疫情对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冲击。”
早在2002年1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香港进行为期三天的考察访问，期间朱镕基出席特区政府举行的欢迎晚宴，并在晚宴上发表讲话，在谈到有无治港良策问题时，朱镕基讲了一个故事——“我记得1998年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戈尔（其实他最近到过香港），他见我，他说：‘听说你很崇拜Mr. Greenspan（格林斯潘，时任美联储主席——编者注）。’我听了，我不太高兴。我说，‘我很尊敬Greenspan先生，我愿意向他学习，但是他在美国干得很好，到中国来不一定干得比我好。’”紧接着，朱镕基表达了自己的底气所在，“我因为在中国搞经济半个世纪多了，50多年了！我对于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我都还是听得出来的。”
听得出来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才能更好的研判民心、民意，才能更好地走进问题，进而规划未来。这大概也是今次中共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关键所在，也是经过疫情三年消磨尤其是公共信任出现问题之后面临的突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