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吴启讷｜与ChatGPT对话“中国式现代化”

近来全球最热的话题新星，非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莫属。ChatGPT发布于2022年11月30日，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由全球网络的海量资料训练而成，既可沟通对话也能生成结果；而就在此程序问世前夕，中共二十大于2022年10月16日登场，会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新阐述，同样引发各界讨论。前述两大场域看似没有交集，实则通过各自创新共写了人类历史。对此议题，《香港01》采访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探析ChatGPT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跨界对话。

香港01：从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ChatGPT与“中国式现代化”都是时代递进的迹证，也有历史积累的回声。不知您怎么看待两者的出现与其时代意义？

吴启讷：近半个月来，ChatGPT话题看似压过中共二十大所揭橥的“中国式现代化”议题，但其实两者的诞生时间相去不远，引发的也讨论也类似：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质疑在于，现代化只能有普世的、唯一的定义，如果将现代化区分为区域性的不同模式，那么所谓现代化似乎也就不复存在了；对于ChatGPT最多的担忧，则来自“学生不再辛苦收集资料，独立思考、独力完成报告”。

而这两种质疑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有著强烈的内在逻辑关联。我们在向ChatGPT提问时，会得到丰富甚至复杂的答案，在逻辑上似乎无懈可击，但在思想自觉和文化自觉的个别思考者看来，ChatGPT的答案明显具有“西方”+“白左”的价值取向。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质疑，其实源自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行的历史教科书所“公认”的历史观，以及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工业社会引领人类历史方向的接受，与对这种方向所能带来的未来远景的期待，这种方向与期待，同样符合“西方”+“白左”的价值取向。

除了北美大陆少量的特殊教派学校外，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内，历史教科书所代表的就是“普世”的认知与“普世”的价值。然而我们去考察历史教科书形成的过程，会发现历史教科书是将目前已经发生的历史，直接嫁接到价值之中。换言之，它只代表现代社会把对既有历史的重述改写成为对人类历史规律的哲学定见。因此才会出现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谓“历史终结论”。

不幸的是，福山自己后来发现，历史并未终结。福山所认定的理想社会模式，在冷战结束之后，出现全方位的漏洞；屋漏偏逢连夜雨，最近三年来“盲目无知”的新冠病毒又对已经完成的历史输气管做了几次爆破。其实在福山的“历史”当中，“人”本身的定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定义；在新冠病毒的爆炸面前，人究竟是独立的存在，还是人与其周边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成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维吉尼亚州的生物试验室以及它位于世界各地的分支当中，那些饱含使命感和勤奋的研究面前，变得不再确定。

在福山的“历史”运转过程当中所出现的“程式错误”（bug），又让历史教科书的简化式生产过程受到检视，价值型塑过程得到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于是不再显得那么荒谬。

而“中国式现代化”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它的原创是西元前三世纪的秦王政，在他那里，专业取代了血缘，政治整合取代了封建，法律压倒了人情，政治理性超越了宗教。这个典范成为此后两千多年间，中国政治与中国社会长期遵循、习以为常的社会氛围，以至于当白晋（Joachim Bouvet，康熙年间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伏尔泰（Voltaire）、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刚刚接触到这个氛围时，感到强烈震惊。当然，西欧在工业革命和殖民方面的深度成功，使得下一代思想家迅速恢复了一神教上帝选民式的自豪，白晋等人的感受被锁进档案柜。

在2008北京奥运年前，西方沉醉于这个遗产所带来的欢愉之中，非西方也习惯于这个遗产所带来的秩序，仅管这中间出现过混乱、冲突、战争与死亡。但北顶娘娘庙上空的烟火，惊醒了安逸的世人。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方人第一次不仅从生理上感受到东方的震撼，也从心理上感受到东方的挑战。

2019年底，病毒的到来再度以其“盲目无知”，公正检验了东方和西方的差异。历史中国在定义“人”、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模式上，为地球生命的生存延续提供了另类答案。“中国式现代化”以此回答了“现代化”与地域性的问题，它的答案是，最终还是只有可行的现代化与不可行的现代化，而此前号称普世的“现代化”，其实是西欧地域的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现代化，是无法达到“历史终结”的“现代化”。

香港01：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ChatGPT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互动空间如何？

吴启讷：ChatGPT内容的生产过程，迄今为止，并未脱离前述历史教科书的吹塑模式，资讯的生产和市场是由话语权定义和决定的。换句话说，ChatGPT的答案还是由拥有话语权的人、而非人工智慧所提供的。由于ChatGPT的资讯来源与历史教科书的资讯来源高度重叠，也与曾经认定“历史终结”的福山的知识结构高度重叠，这样它所得出的结论，会呈现与“西方”+“白左”模式的重叠也就毫不令人惊奇。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以解读人类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现象为职志的“现代社会科学”，在达成自己的学术目标方面屡遭挫折。“测不准”，成为经济学的某种“学科特色”，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复杂而“科学化”，结论却与十九世纪的历史学结论若合符节。这种现象的成因同样在于，将冷战时期由美国主导的“秩序与和平”当作社会规律的典型切片，由此推导出“普适的”社会规律。从生产过程来看，此前社会学研究典范的形成，与国民教育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以及近期ChatGPT内容丰富、取向单一的答案，高度相似。面对冷战戏剧性结束之后世界的剧变，尤其是违背多数社会科学预测的中国现象，社会科学的研究典范开始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

纳入后冷战时期的中国现象和看似荒谬的“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是扭转这一僵局的机会。这个机会背后也包含放弃现代历史学的线性史观和进步史观，重新思考循环史观的价值；放下“现代社会科学”的骄傲，回归古老学术传统当中的谦卑和开放。只有取消由“西方”＋“白左”设定的“政治正确”和由此而来资讯来源限制，ChatGPT才会有内容丰富、取向多元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