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封控抗议背后 呼唤再一次“南方谈话”？
“累觉不爱”是内地互联网舆论场曾经盛极一时的流行用语，形容疲于奔命、身心俱疲出现的普遍精神状态，最后走向了迷茫。近期内地四起的各种反封控抗议，可说是在三年多以来严格防疫政策下，社会从自信、迷失、无奈走向愤怒的集体爆发，社会上笼罩着一片厚重的“累觉不爱”阴霾。
回首疫情爆发初期，中国大陆官民上下齐心，成功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中国抗疫的成就令外界刮目相看，亦令民众自信、自豪于中国防疫政策，高度配合国家的各项要求，该核酸就核酸，该静默就静默，该隔离就隔离。但随着时间不断拉长，病毒不断变化，防疫政策不断调整，人们的生活生产需求受到极大的冲击，再加上海防疫乱象的负面观感，以及各地层层加码、一刀切的过度防疫，令群众情绪在乌鲁木齐灾难的催化下一触即发。
内地的人们无不在问，到底何时是个头？也纷纷在问，中央明明下发了二十条优化政策，何以落地之后反而成了更严格且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的封控？摆在居民眼前的铁丝网和铁皮，令群众串联起来，走向街头、振臂疾呼。一句“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口号，折射出来中国防疫政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集体利益与个体生计之间如何平衡，不能再任由无所适从的情绪蔓延下去。
现代化转型过程的反复阵痛期
疫情是自然界给人类的挑战，疫情防控便是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挑战。如果在此视域之下来理解，今天出现对封控政策的集体反弹与沸腾民怨，当然是中国国家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必经阵痛。放长历史眼光，阵痛不会只出现一两次，而是伴随着发展和进步的过程反复出现。这也不是中国才有的特殊性，而是世界上所有现代化国家都有的普遍性，只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必然使得如此阵痛格外激烈、格外棘手。
中国重大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阵痛，不应该忘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帷幕之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政府和民间“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摆荡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两端，最后激化出“姓社”还是“姓资”的分裂。
改革开放路线与政策虽已确立，但思想上的保守性与行动上的因袭性，官僚体系各自解读、各自观望，形成脚步不同的多头马车，不敢跨过真正走向改革开放的那条线，最后只能退守沿袭过去下来的路径依赖，无论是农村改革或城市改革都陷入了质疑和困惑的状态。
举例来说，起先在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引起当时中共党内外很多人的疑虑，担心会不会偏离社会主义，连带引发基层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波动。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仍然出现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策限制，当时不乏有厂长、经理联名上书《请给我们“松绑”》，要求企业必要的人事权、财政权和自主经营权等。在个体户经营上，1982年安徽芜湖一个炒瓜子工厂，生意相当火热，雇用了100多人，远远超过当时个体户雇工8人以下的界限，还有人主张对此加以取缔。
与此同时，经济秩序也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了混乱现象。包括违反国家规定哄擡物价的行为，紧缺的重要生产资料和多环节经营，各方面对企业的摊派、抽头和盘剥，以及愈趋严重的“官倒”问题。
到了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实践面临严重的困境，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使得一部分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担心或是反对，结果导致中国经济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整体下滑。据统计，1984年至198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五年平均增长率在10.8%，而1989年只增长3.9%，1990年也只增长5%；连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在当时也受到了重挫，外企撤资，工厂关门，大量打工人返回老家，酒店入住率不到10%。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在如此的内部环境下，国内政治还发生了六四事件，而国际上则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的“制裁”，使得人心惶惶，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也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怀疑，进而有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
就在此重要关头，1992年高龄88岁的邓小平，自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到访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一系列讲话。针对改革开放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与此同时，为了打破官员和社会上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组关系的传统迷思，邓小平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这番“南方谈话”的重要性，在于为当时目标不明、举棋不定的社会状态给了一锤定音的“定锚”效果。一般认为，“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人道关怀和科学管理齐头并进
事实上，在近期内地对于各种不合理封控民怨沸腾之际，舆论场上涌现一批邓小平讲话的影片，包括他在南巡时说过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并不代表中国社会将如西方媒体恶意揣测的要“共产党下台”，而是体现了中国社会对于防疫下一步需要一个安定人心、指明方向的“定海神针”。
从今天内地群众的各种诉求来看，撇除极少数的极端主张，多数人并未否定“精准防疫”总方针，就如同当时并未否定“改革开放”总方针，而是对于地方和基层官僚跟不上“二十条”脚步、各种乱了一盘棋的不当作为感到愤怒。同样的，当年邓小平解决了“姓社”或“姓资”的问题，今天中国在面对Omicron的威胁下，也不存在纯然“放”或“不放”的单一选择题，而是如何令人民陆续回归生活工作正轨的同时，还要保障社会整体医疗资源的充分准备，特别是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种率、重症医疗的扩增、有效药物的加速研发等等。
近日，浙江宣传部门一篇《“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的文章在内地互联网刷屏，截至11月30日上午6时的阅读量已高达1,528万，点赞量达到15.5万，有3万2,463条读者留言。贯穿这篇文章的主旨，其实就在于这句话：“疫情防控是为了防住病毒，不是为了防住人；从来只有‘人民至上’，没有所谓的‘防疫至上’”，正是如此实事求是、直面民意的态度和方法，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肯定与认可。
但这对于中国走出防疫困境、开展防疫新局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武汉、重庆、广州一些城市看到了转变的进展，但民心仍是烦躁的。问题是，全面放开就等于解决了烦躁？还是会有另一个更大的烦躁去取代它？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战略定力，要用更大的力度打击层层加码，用更大的力度去最佳化管理，将防控改为管理，继续沿着人道关怀和科学管理两条线路并进，同时加大开放力度。那么，或许时代也在呼唤着再一次的“南方谈话”来定锚，让社会与政府找回原先已被负面情绪淹没的良性互动和信任，找到共识齐力积极“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