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白恐受难人冯守娥辞世 她寄望“两岸永远没有战争”能实现吗
台湾著名社会运动家冯守娥以92岁高龄于8月27日凌晨逝世，其生前与同为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的丈夫陈明忠，终其一生投入台湾社会改革运动、两岸和平统一运动，以及原住民历史正义运动。台湾首部以女性政治犯为主角的电影《流麻沟十五号》也将在10月份上映，冯守娥的离世与该电影形成了对话，并撑起台湾社会反思统独与家国历史的空间。
历史的丰厚性不仅“民主自由”
据电影制作方的说法，《流麻沟十五号》改编自历史工作者曹钦荣的《流麻沟十五号：绿岛女生分队及其他》一书，讲述1950年代台湾女性政治受难者到绿岛集中营进行“思想再教育”的真实故事。该电影出品人系民进党出身的政治人物姚文智，在宣传上强调主角“只是读几本书、唱几首歌就‘被消失’”，将“一生只开一次的青春，献给追求自由正义的梦”。
就此叙事手法来看，与《返校》等近来在台湾热门的影视作品类似，透过台湾绿营官方推动的“转型正义”史观，将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生命史与“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结合起来作为主要诉求，并进一步扩展聚焦于女性受难者。不过在史观与论述模式的框限下，台湾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背后涉及到的国共内战史实，以及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与选择，却往往也被隐没进主宰当代台湾主流意识形态的统独认知之中。
换句话说，由于在政治人物的主导下，两岸分离与对中国大陆的拒斥，在台湾多数人的眼中已视为理所当然，从而将此认识回过头去套用在光复初期至1950年代整个中国范围内的国共道路之争与政治殊途。从而把不见容于国民党政权的台湾社会主义者也简单理解成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而牺牲，进而用当代的“人权”话语来解读白色恐怖历史，作为对抗“没有人权”的中共的历史养分之一。
不过，冯守娥生命史展现出来的女性位置，及其信念道路的选择与坚持，却恰恰挑战着上述的台湾历史认知。
从日据民族差别到光复开明风气
1930年冯守娥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宜兰，母亲共生下14个孩子（顺利长大的则有7男2女）。在此成长环境下，父母亲依旧重视教育，坚持女孩不送养也要求学，让她体会到女性生活的辛苦，建立起女性意识，还曾经立志当医生解决女性的经期痛苦。她也记得父亲教唱日文歌，歌词反省出生下来只是吃喝玩乐的话，跟禽兽有什么两样；还教读《孟子》等思想，让年幼的冯守娥开始思考人类生活的意义，以及“和平”对人生的重要性。
冯守娥毕业于兰阳女子中学（原兰阳高女），当时能考上的台湾人并不多，能读到毕业的更少。冯守娥在学校体会到日台之间的民族差别待遇；台湾光复之后，从大陆赴台的年轻教师带来的开明的书籍、思想、风气，她们读到茅盾、巴金的文章，学唱《义勇军进行曲》，研读《三民主义》，讨论五四运动、妇女地位与男女平等的问题。除此之外，兄长冯锦𪸩也是她的启蒙老师，带着她一起研究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等思潮异同。
在冯守娥学习国语文的过程中，她曾经写下《台湾解放的一天》、《论台湾妇女》、《论中国教育》等三篇作文，记录了她见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那一天台湾人的喜悦，以及台湾妇女应多关心社会、提高眼界的看法，还比较了日本教育与中国教育的优缺点。这三篇文章大致呈现了青年冯守娥的“三观”。
民主公平的社会 平等和平的世界
日后她在接受学者访谈时提到：“自从看清楚我们曾受过的日本帝国殖民生活之痛苦后，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我们身为中国人，应该要变强，强而不称霸是好的，强才能自助，自助才能助人。”这也是她与夫婿陈明忠的共同理念，故而将其两个女儿取名为“志民”和“志平”，“为了争取民主而公平的社会，以及平等而和平的世界。”
高中毕业后一年的1950年，冯守娥与其兄冯锦𪸩双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理由是冯锦𪸩涉入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兰阳地区工委会”案，而冯守娥则是因为参加读书会。同年冯锦𪸩被判处死刑，10月2日执行枪决；冯守娥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8年，直到1960年5月31日出狱。
哥哥冯锦𪸩之死令冯守娥极其伤心，但她认为“人生就像一根蜡烛，只要可以照亮别人，就有价值了。”曾与冯锦𪸩同牢房的陈明忠对其“视死如归”记忆深刻，当冯锦𪸩要被带出去枪决前，与同房难友一一道别，“我握住他的手，那是热腾腾的手，我心里跳了一下，怎么这个人临死前一点都不害怕？！”
冯守娥出狱之后，与多数政治受难人的遭遇雷同，在求职上都受到了不少波折。比如她缺乏公司上班经验，连电话也不会打，为此跟妹妹到电话亭练习打电话，但在公司听到铃响时还是会紧张到拿反话筒。她在职场上不只感受到因坐过政治牢而被警察监视的困扰，还体会到对女性的差别待遇，曾经写信给高阶主管表达抗议。
不改其志投身到统一与解殖运动
冯守娥与丈夫陈明忠是在药厂工作相识而结婚的，婚后11年的1976年，因友人黄顺兴之女黄妮娜秘赴大陆返台后被捕，陈明忠受牵连被控“仍向往与共产党联系”从而二度入狱，被以台湾《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唯一死刑”起诉。冯守娥当时带着11岁与9岁的女儿展开艰辛的救援工作，期间两度被留置审问，付出高额律师费却无下文，还被调查人员偷收走了身分证、户口誊本等关键证件。
经过冯守娥锲而不舍的奔走，美国港台留学生发动示威游行，并发起募捐，集资1万6,000美元在《纽约时报》头版刊登“反对政治迫害 立即释放陈明忠”的援救广告，还有国际特赦组织介入协助。在海外极大的压力下，最终促使国民党政府改判陈明忠15年有期徒刑，系狱11年后得以保外就医。在此期间，冯守娥一边营救丈夫，一边靠着在补习班教授日文和翻译日本节目的收入为生，同时不辞辛劳带孩子去探望陈明忠，“我要让孩子从小就知道爸爸在那里发生什么事情”。
1987年冯守娥与陈明忠等“老同学”（政治受难人互称）成立了“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不改其志投身到社会民主抗争与两岸统一运动。同时积极参与亚洲地区的反帝解殖运动，包括1998年68岁时出席韩国举行的第二届“东亚和平人权国际学术大会”，发表题为“台湾白色恐怖与女性”的报告；又在72岁时与高金素梅前往日本靖国神社抗议，在日本友人的建议下发起诉讼案，要求日方将靖国神社中与二战战犯合祀的台湾原住民牌位移出。
两岸还保有着一扇历史和解之窗
回首冯守娥一生，兄长牺牲于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的枪口下，自己和丈夫则长年困坐政治囹圄。她曾说过，“我这一生除了受到政治的压迫也受到性别的压迫，但我希望所有的不合理都将消失”。在此初衷的推促下，冯守娥始终铭记哥哥的遗言“‘为了民族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与公平’而牺牲”，更矢志“两岸不只要现阶段和平，还必须永远和平，两岸不仅现在不要打仗，还必须永远没有战争”，并“希望和平统一的春天赶快来”。
对“和平”的向往，以及对“统一”的追求，是冯守娥从生命难关中深刻体察到的信念，更是她以女性的身份，作为女儿、妹妹、妻子、母亲等多重角色上展现出来的温柔与坚持，从家到国的转换过程中，透过觉醒与反抗而找到“度过这冷的冬天”的方向。冯守娥用她的实践说明了，不只是“读几本书”、“唱几首歌”就“被消失”，也不仅是简单的“追求自由正义的梦”，而是要在沉重的历史面前，勇敢且无悔于对家国未来的信仰与求索。
于今台海情势危急，台湾面对着越来越接近的统一脚步，又有着外来借由“台湾牌”挑动冲突的危险，走到了新局下的十字路口。对于未来抉择的艰难，以及放下政治成见的痛苦，其实历史一直为两岸保存着一扇化解仇恨之窗。冯守娥和她的“老同学”们的故事，不只值得台湾社会有所反思，也是香港和中国大陆重新理解和看待台湾问题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