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交叉.上|中国首间“无科系大学”?科大广州:要敢为天下先

撰文: 姜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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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大学分科系是再常识不过,但未来“大学无科系”才是常态?事实是,许多重要问题不是单一学科可以解决,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艺术和计算机,金融和媒体,社会科学和工程学,都是可以互通有无——未来更需要从“跨学科”做到“无科系之分”,抛弃传统的学科思维框架。

西方早有普林斯顿等校在“跨学科研究”方面行得最前,中国国务院也于2021年12月初发了《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文件,要推动交叉学科发展,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筹)校长倪明选接受《香港01》专访直言,全球至今“想做但做不好”,大多数院校还是“隔靴搔痒”,而年中将落成的科大(广州)誓要敢为天下先,破釜沉舟做中国首间“无科系”大学。

要做就做不同 广州校“没有传统学科”

从港科大今年30周年校庆,我们就在反思,过去30年我们做得不错,但有些地方想做却没做好,其中一个就是交叉学科。全世界大学都知道交叉学科重要,因为很多重要问题不是单一学科可以解决。在广州建校给了我们机会,由筹建开始就要做交叉学科。

——在倪明选的规划中,今年中即将落成的港科大(广州),与港科大是两个独立的院校,没有谁是主校、谁是分校之说,两者也并非竞争关系,不希望被拿来比较。故此,他不会让两校设置相同的学科。然而传统学科,港科大已经做尽了,那广州的港科大要做甚么呢?

倪明选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获美国威恩州立大学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硕士、普渡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学位,曾任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微电子系统结构方向主任、密歇根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港科大首席副校长等职。(苏炜然摄)

“如果要最简单最省事,那便把科大的重要科系搬过去便是,但那样意义在哪里呢?”,倪明选说,“于是我们决定,甚么研究都可以做,但两边的学位不能重复,不能让它有可比性”,而他们一直想做的交叉学科,刚好符合这个要求。

交叉学科不易做:大家只顾自己小天地

长年占据美国公立大学首3位、世界前20位的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前校长James Duderstadt曾指出,如今在学科前沿的人,通常都是那些跨学科的人,新的思想经常会在学科碰撞的时候产生。他还预言,未来大学的专业化将会降低,学科融合将是发展趋势,实现学科间纵向和横向结合。

虽然交叉学科在全世界来说已经行之有年,但倪明选认为成效远不如预期。多年担任院校管理层的经验,令他更深刻体会到个中的原因,便是制度的沉屙。其一,在担任首席副校长时,他感受到突出的经费“分饭”问题,各个学院向他要经费,是个零和的游戏,给谁多一点,其他的学院便会抗议。当他要求各学院合作项目时,对方虽然同意,却也是分了经费各做各的,“不是真正的合作”。

其二,他认为学术考核机制也是主因,例如一个跨学科研究,以计算机学科为主要发表领域,对金融领域的考核贡献不大,就会影响金融学界合作的意愿。中国内地不少院校是成立一个“交叉学院”,雇各学院的老师来这个交叉学院里互相合作,但交叉学院以外就没有合作;在香港合作做项目也是一样,大家只顾自己小天地,分钱走路。

倪明选指,西方也都在探索交叉学科,一样是希望不同科系一起做项目,但成功的模式不多,碰到问题很类似,例如回到传统科系的框架来评判,错估许多合作项目的影响力。

不发芽薯仔的启示 “最大改革是教学改革”

“我们最大的改革是教学改革”,倪明选回忆起一段有趣故事。其儿子是在美国出生,读小五时一门实验课是要观察薯仔的发芽过程。儿子一直到死线前也没有种出发芽的薯仔,令其母很是担心,说要帮他买一个发芽的薯仔。但儿子断然拒绝:“妈妈,这是我的工作,不是你的”。最终儿子意外地拿到了Grade A回来,原来他交了一份“薯仔为甚么没发芽”的报告,详细记录薯仔的种植过程和对没发芽原因的思考。

一颗不发芽薯仔的故事,也映射东西方教学思维的差异。(iStock)

倪明选认为,这是东西方基础教育观念上的差异,“香港的教育是单向式教育,最大问题是标准答案,老师在上面写黑板,你抄笔记,考试题目是标准答案,影响创新”。他举例,东西方的数学教育,西方更重学以致用,东方国家的高中数学虽然“更高深”,但却到了研究所都未必识用;西方先进国家的“启发式教育”,重视培养孩童创意和开放式思维,以及自主找出问题的能力,而“找出问题甚至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因此,他着重于改革教学,强调“不能认为本来做研究的博士理应会教书”。科大(广州)所有老师入职后第一件事将是学习“怎么教课”,学习如何让学生有主动学习的能力,“这是我们最大的改革”。

“科大(广州)的必修课《交叉学科的设计性思维》,就是希望带给学生思维的改变”,倪明选说,例如在课上探讨,疫情下该解决甚么问题?有学生指应设计一种让小朋友有洗手习惯的方法,也有人提出要找到在疫情期间面试评估应征者、举行毕业典礼的方法。还有学生在这门课上设计一条船,从需求出发来思考船的形状,继而使用相应的数学模式,这些都是先从社会科学的需求着手,然后再以应用科学解决需求。

校长倪明选(右)与先导计划研究生Nathan(左)在港科大(广州)校园立体模型前合影。(苏炜然摄)

建校前先收生开课 密集训练老师“改变思想”

在新校建成之前,科大在香港提前做实验。一方面,在港实行“先导计划”,培养交叉学科的研究生,评估成果并作出改善;另一方面,则加强对科大(广州)教师队伍的先期培训,彻底改变他们的教学思维。

倪明选说,创新是港科大的基因,所以科大(广州)不会像一般学校,建校后才招生,三四年以后才产出第一批毕业生,“我们认为不需要等,我能够办广州是因为香港这边已经有基础,传统学科做得好才能做交叉。所以我先收150个研究生,先在香港上课,先来试我们新的交叉学科,也能够在这过程中检讨学科和课程设置、师资配置及教学方式。这样一来,外界也很快可以看到成效。”

而在培养老师方面,倪明选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指,校方一直在向老师“反复灌输、训练”,使他们相信校方的理念,“因为大部分老师还是接受传统训练出来的,因此他们要抛弃传统的学科思维,告诉自己“我并非固守原本科系的”,继而改革教学方法,与不同领域合作——这些都需要时间。

他甚至将广州教师办公室全部打散、随机分配,“以前每个科系的老师办公室都聚在一起,而广州校的办公室则是不同领域混杂,让他们有机会碰面聊天,激荡出火花”。

“枢纽、学域”取代科系 双导师合作培养人才

为了强调交叉学科,科大(广州)舍弃“学院”架构,提出“枢纽”模式。“这是为了让大家意识到这并非传统教育”,倪明选说,“枢纽像机场一样,人从不同地方过来,分散到不同地方去”。

换名字很简单,但当我这样做,很多院长也把枢纽变成一个小王国。我希望打破这个小框框,常常告诉老师枢纽只是行政和开课的架构,有没有老师和学生,不要想就在这枢纽,不同枢纽也要合作的。
倪明选

港科大(广州)设置四个不同枢纽,包括功能枢纽、信息枢纽、系统枢纽和社会枢纽。倪明选解释,传统的工学院、理学院、商学院,每个学院已有从基础到应用研究的纵向架构,各学院交叉不多,交叉效用也有限。枢纽则是“横向架构”,需要各个枢纽联动来实现纵向架构。

他举例,功能枢纽包含硬科学/自然科学、软科学等“学域”。硬科学即是材料、微电子、能源、地球科学等,软科学则涵盖人工智能(AI)、计算为主的数据科学等。功能枢纽上方的系统枢纽则是智能交通、机械人等需要用到硬科学、软科学实现的系统。再上方的社会枢纽,则是强调研究和社会的紧密关系,例如金融科技就是社会枢纽,是将科技和社会、金融界结合在一起,应用包括科技城市治理、科技政策等。

考量到教师出身于传统学科,例如艺术、技术、社会科学等,科大(广州)还引入双导师制度,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不同领域的指导,例如有的学生要研究芯片政策的方向,那便需要半导体和政策两个领域老师的意见。

“共同指导教授不一定是港科大的,还有业界的。因为很多时候业界才有场景和数据,例如在金融科技方面,要解决金融风险贷款问题,我没有数据,算法都不知道用在甚么地方”,他说,“由于外面银行薪水都太高了,我们本来很担心请不到他们,庆幸有几间银行的高管都很热情,表示愿意来执教”,也相信这是因为科大(广州)的理念打动了他们,期许共同培养出优秀人才,也能回馈业界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