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对谈｜政法学者柯华庆倡建立“社会主义契约论”
长期以来，虽然中共深刻改变了中国国运，让中国从曾经分崩离析、军阀混战的失败国家一步步崛起为主权独立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而挑战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但海内外对于中共体制、社会主义的认知存在非常大局限。中国官方学者和宣传系统总是以政治背书和歌功颂德为主，流于口号和形式。而那些能独立发出声音，对中共进行客观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见。海外社会仍然受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潮影响，认为中共体制只是历史过渡而已，最终会走上西方模式。
中共庆祝建党百年之际，《香港01》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提出者柯华庆。柯教授认为，中国知识界一直困在“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话语中，至今为止没有令人信服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他建议用“人民民主法治”来替代“人民民主专政”，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社会主义契约论，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有希望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主张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以下是访谈全文。
点击链接关注专题｜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与教训的双重变奏
西方民主面临悖论：伟大总统许多时候都很“虚伪”
01：柯老师，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百年以来，虽然中共给中国带来了深刻改变，但海外有许多人给中共贴上专制的标签。比如，前段时间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将美中博弈意识形态化为“21世纪的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你怎么看？
柯华庆：首先，在现代民主社会下，现代社会主义的民主君主制（也称为民主集中制或者党导民主制）优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贵族制（也称为自由民主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在民主革命之前，君主制是最有效的制度，这个是历史的结论。从中国和罗马的历史可以看出，自秦皇汉武建立君主专制后，为中国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罗马原来是元老制，实际上就是贵族制，奥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把它废除了，搞君主专制，这是一个进步。君主制是民主革命之前的常态，可以说，在民主革命前，君主制优越于贵族制。在民主革命之后，人民的权利意识觉醒，对于民主性的诉求大幅增加。在这种时代形势下，中西方制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概括为民主君主制或者党导民主制，西方资本主义则是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这两个哪个更强？我认为，民主君主制会更强。你见过几个头的人，见过几个头的动物吗？一个头的动物才是正常的，多个头那是变态的。但过去200多年，因为是资本家贵族控制社会，形塑人类的政治认识，所以才将本质上为资本家服务的民主贵族制说成是民主制，甚至于是普世的民主制，并不断攻击和污名化社会主义制度。
其次，实际上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广泛，这需要你跳出传统认知框架。我们现在一讲到民主，许多人脑子里首先想的就是，投了票就是民主。我们需要正本清源。每个人都是民，严格说来，民主对我这个民来讲就是我作主，以我为主。现实中，民主是解决多个民在一起生活的问题，每个民的作主往往会打折扣。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你想作主，但你的太太或者先生可能有不同想法，这个时候若想达成一致看法，只能妥协一下，而这就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你作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是一个人的世界。
现在一个国家的人非常多，往往会按意识形态、民族、行业、区域分为众多不同的群体。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下，大家需要在不同政党中选择。当你用左右来定性不同政党，其实就是一种很大的妥协，因为在左翼内部，同样有比较大的差别。美国一般是两个党，实际上你已经不是自己作主了，而是不断让自己的选择妥协，最终收窄为两个选择，你想选别的也没用，这也是很多人不去投票的原因。你心里想的不是他们两个人，但是你没办法，你只有两个可选，你选其他人是白选。是不很妥协了？这个时候，你的选择距离你最初的意愿偏离和妥协了多少？大选时一个党得票率51%，另一个党得票率是49%，得票率51%的那个党候选人胜出，难道49%的人就不是民？
01：当然也是民。
柯华庆：肯定是民，那为什么49%就不能做主？
01：现有选举民主框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
柯华庆：对！那就不能叫“民主”，只能叫“多数主”，少数人的民主被忽略了。这还不考虑西方各国投票率持续低迷的现实，若考虑进去，得票率51%的政党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数，党争民主能够实现的仅仅是简单的多数民主。
我再补充一点，除了民众可选择非常有限之外，党争民主还有一个悖论，每一次选总统，当选的总统上台之后到底是为全民服务，还是为51%的支持者服务？
01：许多时候都是为51%的人服务。
柯华庆：确实是这样！不过一般来讲，当选之后他会呼吁团结，声称为所有人服务。
01：那是公开这样说。
柯华庆：是的，结果往往是言行不一致。我看了美国总统的历史，伟大的总统许多时候都很“虚伪”，他们言行不一致，说一套做一套，什么意思呢？伟大的总统都是主张为全民服务，但存在一个悖论。你投我上来，我当了总统，我应该是为你服务才对，但如果我为你服务我就不是全民总统，就不是民主了，而是简单多数人作主。另一方面，如果我上来之后我为全民服务，我又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那不就是悖论吗？党争民主制现在几乎成为了民主的代名词，那是因为人们已经被洗脑了，没有认真去思考。
当然，现在资本主义党争民主确实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可以操作，并且相对简单。但实际上它已严重偏离民主的原意，人民的意愿要么被妥协、扭曲，要么被忽略、漠视。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能不能想一个相对更好的办法？至少不让49%人的意愿被忽略。“虚伪的总统”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家庭一样，家庭中若有人居中协调、说服和整合，或许能达至相对更合理的结果。在一个国家，若有一个政党能出面整合51%人和49%人的诉求，让双方避免撕裂、对抗，而是能够求同存异，是不是值得考虑？
01：你是指有一个值得信赖的第三方来协商、整合各方的诉求？
柯华庆：对。我刚才讲投票让一个个体都把自己的“主”给消了，消到现在两个党，两个党51%胜了，那49%不是民吗？与其在两个人里面选一个，为何不能有一个人出来，让两个党坐下来协商一下？这个第三者必须是有能力和有道德的人，他得充分考虑到你们的需求，不能51%全胜或者49%全败，你们两个的诉求都要顾及。这个第三者有公心、有能力，他在整合、优化两方需求后拿出方案，这是不是更合理更民主？
中国正探索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国家理论
01：你是不是受到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影响？卢梭提出过众意和公意，众意是这个社会分为众多的群体、利益集团或者党派，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看法，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看法，农民有农民的看法。公意是代表所有人利益，它不是某一个群体某一个党派，不是一方压倒一方，而是说每一方都照顾到，反映一个社会的整体利益。
柯华庆：卢梭的追求有道理，但他提出由每个个体形成公意是不可操作的。党争民主制能够实现的是众意，而非公意。回到你开头问到的民主和专制，其实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正在探索一种有可能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国家理论。沿着我刚才的分析，具体到中国，这个第三者便是中国共产党，它通过各种方式把全中国各个阶层的诉求整合在一起，能够实现卢梭所说的公意。中国共产党是由掏粪工、公交车司机、农民、工人、教师、科学家等各个群体中先进分子的构成，叫先锋队。每个共产党员都能代表一个群体的利益和诉求，最终汇聚成共产党的整体主张，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这样就变得具有可操作性。
当年卢梭的国家契约论因为无法实现被批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法哲学原理》中有一个推进，他提出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区别。他认为家庭是以爱为联结的一个共同体，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追求私利，政治国家则高于市民社会，把每个人的私人利益综合成一个公共利益。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写的第一本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是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马克思原来是黑格尔的粉丝，但马克思去媒体工作后发现普鲁士的政客们代表的都是他们自己那个阶层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公共利益。马克思从现实角度就否定了黑格尔的国家理论，觉得黑格尔是为普鲁士政权进行粉饰。马克思的观点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不是黑格尔所认为的“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用通俗说法，是“屁股决定脑袋”，不是“脑袋决定屁股”。马克思的结论来自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的观察，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权力，简单说是资本家控制政权。同时，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封建社会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是一体的，所有的利益都是依据权力和等级进行分配。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到底是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或者脑袋决定屁股还是屁股决定脑袋作出断言。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或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屁股决定脑袋”教条化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是，政治权力（共产党领导人民）决定或者说引导经济，是脑袋决定屁股，而非屁股决定脑袋。你们觉得是脑袋决定屁股正常还是屁股决定脑袋正常？很多人的是非观念已经颠倒。我认为“脑袋决定屁股”才是正常社会。社会主义国家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屁股决定脑袋，共产党领导人民节制资本权贵，代表、整合和促进公共利益。当然，现实中，中国社会主义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选出有品德有知识有能力的人组成共产党，二是如何保证他们不变质。
要害在于将中共纳入法治规范体系
01：关于西方选举民主的批评其实很多，但选举民主之所以长期很广泛地被人接受，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多人觉得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就像邱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说的“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二是许多人都认命了，是一种对选举民主的宿命论。
柯华庆：今天中国其实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民主法治模式。过去百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发展奇迹，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共体制汇聚了大量有品德有知识有能力的各行各业的人，是德知能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
01：我以前见过类似说法。中共体制虽被外界批评缺乏透明而有效的监督体系，在选人用人上确实存在贪腐、裙带主义问题，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维度，即加拿大旅华学者贝淡宁（Daniel Bell）所言的贤能政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张牧扬博士针对官员升迁与个人能力的关系做过大数据调查，认为官员升迁在很大范围内与个人能力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大家现在存在疑虑的是，这种贤能政治面向怎么保持？一个社会在一代人中出现贤能政治不难，怎么能让两代人、三代人都达到贤能政治要求？另外，怎么扩大贤能政治的面向，并尽最大可能压缩腐败、裙带关系、阿谀奉承、拍马屁的面向？
柯华庆：第一，我不太赞成他们的“贤能政治”概念，那是把古代社会的东西简单套用到现代社会，实际上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太不一样，古代农业社会几乎是不变的社会，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日新月异。我更倾向于德知能的说法，“知”在现代社会尤为重要。中共要从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选出在德、知、能上的先进分子，保证其民主性和先进性。
第二，怎么能让政治走向一个良性的长治久安的状态，不会出现像毛泽东时代后期那么一种非常危险情况，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今天中共和习近平给出的答案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规治党，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要害。只有把共产党纳入规范，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走上法治的路。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明确提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来说，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
01：以你的观察，怎么将中共纳入法治规范？
柯华庆：关键是突破西方资本主义一层楼法治的理念，建构两层楼的法治，上层是党内法规，下层是国家法律，楼梯是党导法规。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仅仅是领导，不是主人，社会主义国家是“党导国”，不是“党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可概括为“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的两层楼法治。我们简单地可以说，封建主义法治是两个一层楼；资本主义法治是一层楼；社会主义法治是两层楼。党导法规是党导民主制的规范，没有党导法规的法治是新封建主义法治。
打个比喻你就明白了，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是家长，还有子女，现在我作为家长说我自己有几条规矩，我对自己有一些严格要求，子女也有一些规范，子女的规范很多都是家长定的，家长不与子女沟通，常常以“我为你好”对子女的选择进行干预，就是典型的家长制。常言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封建社会的“隆礼重法”就是两套规范运行，两套规范之间可以说没有关系，可以称为两个一层楼的法治。资本主义法治，则是家长和子女都是同样的规范要求，根本不考虑到家长的特殊性应该予以更加严格的要求。
社会主义法治超越资本主义法治，要求家长不仅仅要遵守全家共有的规范，而且必须有更严格的规范要求自己，家长与子女之间是相互沟通的，社会主义法治中间有一个楼梯——党导法规，党导法规要解决的问题是：家长根据什么来领导这个家庭？家长必须把这个说清楚，要充分上下沟通，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连接起来。
领导的概念我是借鉴美国学者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说的变革型领导：领导者要反映被领导者的意愿，把被领导者的追求与领导者的追求结合起来，同时作为领导者又能提升被领导者的道德。建议大家看看电视剧《山海情》，《山海情》里面，中共党员的领导直观地展示给我们。共产党官员实行领导搬迁和脱贫，但很多老百姓一开始观念上对具体政策无法接受，甚至有误解，这个时候不能强制，而是耐心说服和引导，非常考验共产党官员的领导能力。当变革型领导必须有高尚的品德、渊博的知识和非常强的能力。
中共要提升党规立法质量和落到实处
01：以你的观察，过去几年中共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效果怎么样？我们注意到，几年以来，中共密集出台党内法规，不断立法，也算是与你那本《党规学》相呼应。
柯华庆：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和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必须在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具备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所以这几年立规非常快，但非常快并不表明一定是好事，关键得看立规的质量，以及能否有效实行。法治的落实从来都有一个过程。现在党规从立规层面是有很大进步，但立规质量和能否得到有效执行，是打问号的，因为立规实在太快了，大量存在有规不依、执规不严的情况。
01：这似乎是运动式立规。
柯华庆：是的。真正有效的法律，不管是党规还是国法，往往需要广泛的实证研究，才有可能确保立法质量，才能符合实际。现在立规那么快，从事党规研究的人又少，执行党规又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只能依赖纪委，效果自然会打折扣。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法治若想真正建立，能在资本主义民主之外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民主可持续的新路，就必须设法提升党规的立规质量，确保党规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01：概括一下你的说法，你认为西方选举民主存在很大问题，看似美好的民主，早已经被扭曲和异化，自由民主只不过是通过表面上自由实际上不自由的投票方式为资本主义盖章。你认为世人应该探索更多可能性，设法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而就目前的人类实践而言，你认为中国存在这种可能性，现在的关键是中国能否把全面从严治党转化为有效的约束和规范体系，重点是党规体系。
柯华庆：大致如此，今天中共要提高立规质量，要科学立规和民主立规，增加程序性党规。因为，如果没有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就难以保证。党规的实施不能仅仅靠纪委监委，必须有类似于司法体系一样的司规体系，让各类主体有积极性来起诉违规的主体。
01：那么，你认为中共怎么建立能够有效执行并且高质量的党规体系？
柯华庆：我今年把社会主义国家正当性问题完成了，下一步我们就需要考虑3.0版宪法和党规的实施问题，来解决法治中国的现实问题。尽管我这几年一直很努力，但一个人做不了多少事。有很多事情本来不应该由我来做，我的志业是探索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但政治学界和马克思主义学界没有提供社会主义国家理论，我这几年被逼无奈时间都用在了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将“人民民主专政”话语转换为“人民民主法治”
01：你认为通过这些举措，能够减少西方对中国的专制批评吗？
柯华庆：这涉及到国际话语权争夺。中国不能主动掉进西方设定的话语陷阱，中国话语权不能困在“中国特色”中，而应该讲比西方资本主义更普遍的中华现代社会主义价值和理论。由于一直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理论，将社会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过渡阶段，中国社会主义话语权一直未能建立起来。我们必须突破“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的过渡话语，根据事实将“人民民主法治”话语立起来。
毛泽东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夕的重要理论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是对最广泛的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毛泽东的文章及其手稿中，“人民民主专政”等同于“人民民主独裁”和“人民民主专制”，至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人民民主专政”仍然是国体，因此，“专制”“独裁”“专政”的帽子，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戴上去的。
然而，通过研究马克思、列宁（ Vladimir Lenin）的文献，我们发现，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专政”仅仅指在革命时期和政权建立之初对阶级敌人进行非民主非法治的方式镇压，“专政”不适用于社会主义政权已经稳固时期。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稳固时期，中国事实上一直是以民主的和法治的方式对待党员、人民和敌人的，包括对香港的暴乱分子依然如此。在中共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应该进行话语权更新，将“人民民主专政”话语转换为“人民民主法治”，在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中，主动出击，赢得优势。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威的区别。任何国家的政治权力都是以暴力做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都是如此。然而，政治权力是通过强制令人服从的，政治权威是人们自愿服从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就建立了一套自由民主法治话语，赢得全世界人民的自愿服从。本来，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具有更广泛的民主，然而，我们的话语权一直停留在革命或革命刚刚成功之时，没有根据时代变化进行更新，建立起人民自愿服从的政治权威话语，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污名化为贬义的“专制”或者“独裁”。
01：所以，你是建议用“人民民主法治”来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竞争？
柯华庆：是的，而且我相信人民民主法治优越于自由民主法治。现在大家都以为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就是民主，实际上代议制后面没有带“民主”两个字。民主的典范是雅典，雅典只是一个巴掌大的地方，搞了200年，其实并不成功，“民主”一直到十七世纪都是贬义词。资产阶级革命后，西方出现代议制。美国麦迪逊（James Madison）、法国西哀耶斯（Emmanuel Abbe Si-eyes）都认为代议制不是民主制。对于他们来说，关键是怎么让一个规模远超雅典的政治体能够有效运作，而非是否民主。如果回到历史现场，探究资本利益集团怎么和大众民意的博弈，会发现所谓代议制民主，不过是民主与利己主义制度结合，为资本贵族制盖章，主要服务于资本贵族。大家有兴趣可以读读英国著名政治学家邓恩（James D. G. Dunn）的《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程》。
民主本是通往平等大道，为穷人服务的，民主和平等几乎等同。西方自由民主存在根本缺陷，在自由民主的名义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相较而言，人民民主法治必然超越自由民主法治。需要注意的是，人民民主法治对自由民主法治是超越而非否定。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交易为发动机激发每个人贡献聪明才智配置资源的合作方式，资本主义则是由少数资本家控制市场经济的贵族制。采取市场经济同时有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权力引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人民民主法治既有经济上的合作同时有政治上的合作，比自由民主法治仅仅是经济上合作更加优越。
以色列新锐历史学家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今日简史》和《未来简史》中引出命题“人类与动物之间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虚构故事（也就是理想的价值与制度），故事像胶水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故事让人类成为万物的主宰和人类进化的动力。”人类诞生以来，在进化过程中有四种合作模式：智人合作战胜尼安德特人；农业文明时代的等级合作模式；工商文明时代的自由合作模式；信息文明时代的领导合作模式。西方自由民主法治主要是工商文明时代的自由合作模式，能够激发商人的积极性，却容易产生资本霸权，并且社会容易撕裂，缺乏有效的整合力量。在我看来，中国探索的人民民主法治属于信息文明时代的领导合作模式，实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合作，既能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又能节制资本家，防止他们对市场经济的控制，有强大的国家整合能力。
建立社会主义契约论
01：自由民主法治有契约论、功利主义的支撑，人民民主法治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柯华庆：人民民主法治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契约论。我主张现代中国应该抛弃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过渡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独立的长期存在的国家形态。如果说封建社会是让少数人自由的话，资本主义是让简单多数人自由，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是实现绝大多数人自由，也就是邓恩说的“让人民自由”或者我说的“共同自由”。封建社会是非民主社会，按照我的分类，称之为“贵族君主制”。
目前，赋予民主国家正当性的两大流行国家理论是契约论和功利主义。古典契约论主要有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和卢梭三位思想家。霍布斯通过提出“人类之中某些人的缺陷会使得自然状态下的社会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主张个体达成协议，让渡权力给国家，为君主制提供了一个同意的基础。洛克与霍布斯不同，洛克的国家契约论并不主张签约各方让渡一切权利给政治共同体，而是主张有限让渡个人权利，所以国家仅仅具有有限权威而非霍布斯的无限权威，这其实为后来的资本主义民主奠定了理论基础。相较于霍布斯、洛克，卢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性雏形。
但古典契约论都没有事实基础，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国家是通过国家契约建立的。契约的精神是要求每一个人同意才可以，要求国家获得每一个国民的同意在现实中怎么可能？有人说可以用脚投票。只是达官贵人才可以用脚投票，一个老百姓怎么用脚投票？饭都没得吃，他能移民吗？他根本移不了。正是因为非现实性，所以在休谟（David Hume）和边沁（Jeremy Bentham）批判之后，契约论两个世纪擡不起头。战胜契约论的是功利主义，所谓功利主义，是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
契约论对政治权威的吸引力在于同意的规范理由。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契约论随着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义论》而复兴。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依赖于无知之幕假设，然而无知之幕假设也不符合事实，但表达了人们追求公平的正义和平等的自由的理想。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只是一种理想的国内民主主义，但不适用于国际社会，罗尔斯支持美国的霸权主义。20世纪《正义论》在政治哲学里面是独统天下的，这说明世人对同意的向往。
基于这样的分析，我提出社会主义契约论，唯有这样，才能让社会主义更有感召力。
01：社会主义契约论具体是指？
柯华庆：社会主义契约论由党的道德契约、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契约和人民共同自由三部分构成。首先，党的道德契约是指通过章程表达的意识形态认同吸收个体自愿加入，将全体党员凝聚成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整体，既具有契约的现实基础，又具有理想追求。
卢梭的“公意”和黑格尔的“公共利益”是作者将自己的价值强加给每一位国民，根本在于没有自愿性，不满足契约的自愿性原则。共产党的道德契约或者说公意契约具有现实的自愿性和理想性。当然，我们不能夸大这种理想性，党员的道德只是相当于国民来说更高，而非完全没有自身的利益，而且为了确保共产党自始至终具有公意性，只有通过更严格的党内法规来进行规范。
其次，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就是关系契约。这个政权怎么来？为什么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会打败掌权的国民党？以淮海战役为例，陈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其实就是民主，是人心向背。为什么毛泽东特别强调，党和人民的基本关系，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这就是民主性。但问题是建立政权之后，这种关系要继续下去，就需要契约。西方党争民主是自由契约，自由契约最大问题是四年一换，像这样的政府就不解决长远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中党与人民的关系是关系契约，关系契约是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的契约。
关系契约理论是二十世纪提出来的。关系契约之所以必要在于契约内容的复杂性和契约跨越时间的长期性。政治契约就应该是关系契约。关系契约要求契约前有义务、契约中诚信和契约后有责任，而非简单的自由契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完事。自由契约仅仅要求合意，而关系契约要求诚实信用来维系合意。最典型的关系契约是婚姻契约，我研究过合同法多年，2003年就写过一篇论文《婚姻作为关系契约》。
再者，人民共同自由是共产党道德契约要实现的价值。休谟、边沁的功利主义，与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有相似之处。我据此提出了实效主义。和邓小平当年说的“共同富裕”不同，我更建议“共同自由”。共同富裕是物质层面上的共同自由，是共同自由的基础，共同自由会比共同富裕更包容和广泛。共同自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终极意义上的共同自由正是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毫无疑问，共同富裕非常重要和关键，但容易让人误解为所有为钱转，官员为了钱，学者为了钱，寺庙为了钱，所以寺庙打包上市，走哪都谈钱，学者在一起，常常关心的是，你发一篇文章有没有奖，奖多少？对评职称有没有用？而文章本身解决了什么问题则在其次。真正做学问的人，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才对。我认为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是缺陷很大的，我和我太太写了一本书叫《共同自由》，也可以叫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自由，强调从家庭到世界都应该追求共同自由。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共同自由。现在的问题是共同自由怎么实现。党员自愿结合形成的道德契约，加上党与人民的关系契约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社会主义契约论为社会主义的领导型合作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不仅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可以推广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给知识界设立一个特区，学术不能有太多禁区
01：一直以来，你对中国知识界提出过很多批评，你认为中国知识界的问题是什么？
柯华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能自觉接受社会主义价值。许多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贵族，高人一等，这是最大的毛病。中国的文人一直想过古代文人的生活，没有真正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在封建社会中有比较高的地位，因为那时候读书识字人少。在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大一统时代，“学而优则仕”更加提高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教育逐渐普及，不管是读本国古典还是读外国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读书人的价值都是非常有限的。中国传统读书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远远低于在封建社会，自以为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地位就会高起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实际上地位可能更低，这可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读书人基本上是批判资本主义得到佐证。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认识透彻，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吃过教条主义的亏，他和工人农民打交道，特别能够认识到知识分子的局限性，所以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将西学精髓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丢到九霄云外，不愿意立足于中国大地做实证研究，在系统引进西学一百二十多年之后仍然在哲学社会科学上没有创造性贡献。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来贩卖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学者很吃香，于是洋道盛行，整日“欧曰美云”。新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下，贩卖洋道不如贩卖古道吃香，一些贩卖西方自由民主道统的文人穿上了黄袍马褂，只会教条地“子曰诗云”，参与到了贩卖古道的大合唱中，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毒瘤。
当前中国学术界最大问题就在于让稍微有点学术成果的学者去当官，从而断送了学术生命。学术是专业性工作，需要全身心投入才会有比较大的成就。给予有点成果的学者以官职就会分散其精力，使其前期的努力仅仅开了一点花而没有真正结果。然而，不少学者当了“学官”之后学术成果反而大大增加，官越大学问似乎也越大，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按照官职分配学术资源，“学官”的学术成果来自巧取豪夺，质量低劣是必然的。当前的“学官”制度使得学者将做学问当作跳板以谋取官职，然后通过官职掌握学术资源分配，从而选择做一些短平快学术以谋取更高的官位，掌握更多的学术资源。青年学子为了获得学术资源必然唯学术水平二三流的“学官”马首是瞻。学界本应是人类之公器，现在成了学阀林立的学术江湖，“学官”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守正创新的理论却越来越少。
中国知识界人数之多和原创性成果之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从过去百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中构建理论。守正创新应该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我倡导在中国学术界应该“高举主义、研究问题、融通中外、创新文明”。中国要通过理论创新形成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解决知识创新能力。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宣传员，要么宣传中央的主张，要么宣传古代或西方，唯独缺乏理论创新。我把共产党比作大脑，人民比作全身，知识界比作心脏，心脏负责供血、供氧，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正因这样，我建议给知识界设立一个特区，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规范下给予充分自由进行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中共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出台知识分子规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否则创新永远只是一个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