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百年三问：中共和西方政党的区别到底在哪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百年以来，中国从曾经分崩离析、军阀混战的失败国家一步步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望在未来数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一切的发生与中共密不可分。作为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唯一执政党，中共一直以来在海内外都不乏关注和研究。但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学者和宣传系统总是以政治背书和歌功颂德为主，流于口号和形式，而那些能独立发出声音，对中共进行客观分析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见。海外社会虽然普遍认同中国改革开放成绩，但是多数时候仅停留于经济层面，许多人倾向于认为中共体制只是历史的过渡而已，未能放下意识形态，以同情理解的态度来认识中共。
这种状况显然与中共100年建党历史、72年执政历史和43年改革开放历史不匹配，未能有效解释，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让近代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超大型国家实现主权统一，并在建政后犯下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一系列严重错误后居然还能带领中国告别封闭落后的积贫积弱状态，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发展奇迹。
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香港01》刊发系列文章，通过传统文化、马列主义、西方政党对比等三重视角来认识中共，此为系列文章第三篇。
一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政党，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翻开政党史，可以看到政党的诞生、演变的规律。时至今日，政党数量愈来愈多，演变速度也愈来愈快。长期以来，因为中共与西方政党有太多不同，所以很多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人，认为中共迟早会崩溃，中国政党制度会变得和西方大同小异。但事实是，中共非但迄今没有崩溃，还屡屡在西方政党暴露出严重问题的同时让中国创造发展奇迹。这让愈来愈多的人产生疑问，中共究竟与西方政党有哪些差异？
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的不同
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政党，产生的基础和土壤不同，这注定了政党的理念、组织形态及其创建的政治体制会大相径庭。西方文明历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自那时起就存在城邦民主，且城邦国家林立，盛行对外海上贸易活动。后来虽然出现过几次大一统帝国，但要么存在时间有限，要么带有一定的贵族制色彩。换言之，在西方漫长历史程序中，并未出现明显的中央集权大一统，世俗政权的力量一直不太强势，盛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所谓国王只不过是最大的贵族或领主而已。即便是被人称为专制黑暗的中世纪，始终存在宗教权力和世俗王权的相互制衡。宗教改革后，世俗政权扩张，宗教神权退缩，但国王必须联合新兴资产阶级才能一起对抗教皇。世俗政权的羸弱，使得西方近代在反宗教神权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并未形成对世俗政权的信赖，而是形成一种个人主义本位的国家理性，强调社会合同精神，重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限制国家权力，重视程序正义。
在不少研究者看来，正是因为西方缺乏中央集权大一统的专制传统，加之古希腊民主文化渊源，所以五百年前的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才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社会合同精神，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传统，并延续至今。
中国则是一部不断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虽然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分裂，但最终趋势是越来越朝向大一统，从而奠定中华文明的主体疆域。自秦朝以来，中国就摒弃了周朝的分封制，创建了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此后两千多年里，尽管分封制偶有复辟，但整体还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为主，而且这套制度经历了不同朝代的巩固和完善后，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相比于西方文化中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诞生于农耕社会，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国—天下”秩序，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相辅相成，重视人伦和道德修养，强调“秩序”和“统一”，具有浓厚的集体主义倾向。在认知方面，与西方重视纯粹理性不同，中华文化主张经世致用，强调实践理性，孕育了丰富的道德文化。在治理国家上，西方讲求性恶论，发展出完备的法治系统，而中华文化推崇性善论，故存在重礼治教化、轻法治的传统。
可以说，正是因为中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所以这种不同背景下产生的中共和西方政党，自然在意识形态、组织形态和政治体制上存在着明显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观点。
意识形态的不同
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会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指导性作用，同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尤其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更是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西方政党之间尽管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存在区别，但大多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底层，即自由民主理论。该理论先是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认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主张群己权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只要不侵犯他人，皆有自由的权利。然后在政治上，既认为政府是避免所有人与所有人战争的必要之举，又担心政府这头“利维坦”（Leviathan）滥权，所以必须透过分权制衡和宪政予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应该说，相比于容易酿成暴政的君主专制体制，这种理念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彰显了自由和民主，以至于不少人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当然，今天西方的选举民主体制备受诟病，不仅因为选举民主容易滑向民粹，时常被资本利益集团操弄，而且其承诺的自由民主更多时候是服务于精英或富人。
中共背后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非常重视人民的整体利益，有一种民本思想，认为“民惟邦本”、“民贵君轻”和“民水君舟”，另一方面不迷信民主，不赞同民治，而是提倡为民做主。因为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任何社会的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足够理性和能力进行民治，所谓“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故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把德才兼备的精英选拔出来，由他们来“保民—养民—教民”。至于马克思主义，本源自西方，却因为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诸多耦合之处，比如共同的集体主义价值，都重视经济民生与反对社会不公，都强调辩证思维和实践理性，加之一些历史原因，故在中国获得远超过西方的接受度，重塑了中国人的政治话语体系。
目前因为自由民主理论有西方强大的国家硬实力作为后盾，加之中共正陷入理论危机，未能融会贯通传统文化、马列主义和西方文明，提出一套有效的话语体系，故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守势。即便如此，若想理解中共及其与西方政党的差异，就不能不了解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政党组织形态和结构的不同
以组织形态和结构的严密程度而言，西方政党大体分为两种：刚性政党和柔性政党。刚性政党的党章相对严肃，具有一贯性，党纪相对严格，党员实行登记制度，不能随意参加，各级党组织职权明确，党的领导人有较大权力。这种政党在欧洲比较常见，特别是倾向于工人群体的政党多属于此类，比如，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柔性政党的党章则比较模糊，党纪松散，甚至没有党员登记制度，各级党组织职权比较随意，往往仅在选举期间才发挥作用，并且只起到协助候选人竞选的作用，根本没有实质领导权。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就属于此类。
中共的组织形态和结构则完全不同，它的党章非常严肃、明确，党纪十分严格，入党程序复杂、门槛高，实行几乎军事化管理，在思想和行动上高度统一，严格禁止一切公开的或秘密的派系活动，各级党组织属于垂直管理关系，党的领导人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拥有最高领导权。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这是因为西方政党普遍产生于选举民主体制之下，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法治相对完善，使得它们能够通过和平的选举运作掌握政权。而且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盛行，注重个人的理性作用，严格的党纪制度缺乏市场。此外，西方社会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治理挑战相对有限。而中共诞生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君主专制传统、并且内忧外患、军阀常年战乱不止的近代中国。它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非常艰巨的救亡图存挑战，不是“要不要选举”的问题，而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因为根本不存在通过选举去改变国运的条件。这种现实注定中共只能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和革命党，而不是一个选举党。对革命党来说，要实现革命理想，必须在党内创建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纪律，以达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效果。当然，等像中共之类的列宁主义政党取得革命成功、掌握政权后，又无一例外面临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挑战，特别是怎样既能维持政治秩序稳定，又能展现多元和民主的困境。
政治体制的不同
政治体制是国家结构形式，指国家的权力安排方式以及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也被称作政权组织形式。西方政党赖以维系的体制是选举民主，权力通过选举进行转移和分配。这种体制强调的是权力制衡，既有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公民权利的划分，又有纵向上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制衡，同时还有横向上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制衡，以及政务官和文官的分工。同时，西方体制强调政府的“节制性”，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市场，属于“小政府、大社会”的范畴。
而中共创建的政治体制带有浓厚威权色彩，不光一党执政是基本特征，权力只能在执政党内部进行分配，而且党居于绝对主导位置，是广义政府的领导者和构成主体，“大政府、小社会”的特征明显。当然，中共体制亦具有一定色彩的混合体制特征，即起主导作用的中共有点像君主，具有几乎排他性的绝对领导权力，汇聚名流、偏向协商的政协有贵族制特征，人大和党内民主制度又带有民主制特色。只不过民主的成分相对有限，尚与社会诉求存在不小落差。
上述四大不同不是为了简单说明孰优孰劣，只是揭示出二者的差异。对于中共而言，无论是意识形态危机、亟待治本的腐败毒瘤，还是去专制化和增加民主成分的挑战，都说明它仍有许多必须克服的严峻问题，必须通过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已有经验来厉行改革。而那些长期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人，亦有必要放下意识形态的偏见，尤其是在中共通过中国崛起传递出巨大的外溢效应，成为越来越不可回避的现实的情况下，理解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急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