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百年一问：中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政党

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百年以来，中国从曾经分崩离析、军阀混战的失败国家一步步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望在未来数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一切的发生与中共密不可分。作为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唯一执政党，中共一直以来在海内外都不乏关注和研究。但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学者和宣传系统总是以政治背书和歌功颂德为主，流于口号和形式，而那些能独立发出声音，对中共进行客观分析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见。海外社会虽然普遍认同中国改革开放成绩，但是多数时候仅停留于经济层面，许多人倾向于认为中共体制只是历史的过渡而已，未能放下意识形态，以同情理解的态度来认识中共。
这种状况显然与中共100年建党历史、72年执政历史和43年改革开放历史不匹配，未能有效解释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让近代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超大型国家实现主权统一，并在建政后犯下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一系列严重错误后，居然还能带领中国告别封闭落后的积贫积弱状态，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发展奇迹。
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香港01》刊发系列文章，通过传统文化、马列主义、西方政党对比等三重视角来认识中共，此为系列文章第一篇。

中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政党？

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多角度，主管党际交往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季思在《当代世界》给出的回答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说：“真正了解中国，要从了解中国文化开始；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更要从了解中国文化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从来没有脱离中国文化，其政策主张始终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中共，是理解中共的一把钥匙。

中共不断中国化

在世人眼里，中共一般被称为列宁主义（Leninism）政党，这自然是不错的，因为它说明了中共的历史来源。但如果只观察到此，并无法真实认知中共，因为中共已经不断地中国化，并还在持续进行中，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化就没有今天的中共。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共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Marxism）的中国化转变，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思想并用来指导中共的革命和建设。

实事求是地说，中共刚开始的中国化具有较多被动的成分，因为中共诞生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的年代。彼时的中国在经历鸦片战争及学习西方技术、制度后，始终未能让国家摆脱内忧外患，于是从刚开始盛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转向学习西方文化甚至全面反传统，片面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当作落后的代名词，认为只有摒弃传统的包袱，才能克服国家困境。继承五四运动遗产、信奉马列主义（Marxism-Leninism）的中共更是对传统持强烈反对态度。比如，身为中共首位总书记的陈独秀，曾严厉批判孔教是“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

再如，继陈独秀之后担任中共领导人的瞿秋白，批判传统文化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纲常”。只是，在苏俄化的马列主义引领下，简单复制苏联革命经验，忽略中国实际情况，中共的革命频繁遇到挫折。直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派逐渐取得中共的领导权，情况才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才认真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

不过，此时的中国特色不是中共对中国文化的自觉肯定，而是因为其领导人毛泽东熟知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有意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相融合，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指导思想，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列主义中国化取得初步成果。

毛泽东熟知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在治理国家时借鉴传统政治的平衡手段，但这并不妨碍他信奉马列主义，怀疑乃至否定传统文化的冲动。也正因此，1956年后中共的中国化转变遇到挫折，列宁主义政党常有的强烈的阶级斗争思维，和当时世界特别是中国不断左转的趋势相叠加，令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一度走向强烈反传统的歧途，甚至不惜以整个国家的力量来破坏传统，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既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又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断层。

在“文革”惨痛教训的背景下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上任后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回归常识理性和中国自古以来的务实主义、选贤任能传统，中共的中国化演变进入有序融合的新阶段。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走出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阴影，开始用积极态度审视传统文化。自此之后，不光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有所恢复，由“封建糟粕”变成了“辉煌灿烂的文明”，而且中共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中国文化对中共的影响力和塑造力逐渐增强。其中一大例证是，“小康”社会成为指导中共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

据了解，“小康”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中的《大雅·民劳》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句子。后来儒家把比“大同”社会较低一级的社会称为小康，意指民众的生活比较宽裕。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小康之家”的概念。1984年邓小平进一步表示，“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创建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

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所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开放是中国文明最主要的特征。和其他基于宗教之上的文明不同，中国文明的主题是世俗主义。宗教文明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排他性（exclusive），而世俗文明的最大特征就是包容性（inclusive）。包容性的代名词就是开放，就是说中国文明向其他文明开放，不排斥其他文明。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放下对马列主义的教条理解，面向全世界学习有益的发展经验，充分展现了中国相容幷蓄、经世致用的传统思维。他重新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观点，透着传统智慧，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思想。其中因他引用而出名的民间谚语“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更是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智慧的认同。如果说邓小平时代，中国文化对中共的影响还停留在不自觉的潜移默化或者说相对积极的阶段，那么到习近平时代，中共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与学习已进入更为自觉主动和态度坚定的新阶段。

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来，他多次以实际行动支持传统文化，比如，参观山东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北大期间了解《儒藏》编纂情况，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次讲话肯定传统文化，强调学习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让中共回归中国历史文化序列。正如他所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可以说，在中共历任领导人中，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态度最为鲜明。与此相应的是，中共的中国化程序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愈来愈成为习近平时代中共的核心思想资源之一。

中央集权制度与中国历史一脉相承

文化的影响总是潜移默化，生活在文化中的人和组织很难摆脱文化的侵染，中共及其治下的庞大复杂的国家也不例外。传承数千年的中国文化虽然在近代遇到挫折，中共一开始对它也多持批判的态度，但它对中共的影响至巨至大，其中最鲜明的自然非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莫属。

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传承了2,000多年，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郡县制，地方听命于中央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即已形成。周时代的分封制被废除，中国进入中央集权与皇权专制时代。此后朝代更迭，皇室易主，但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官制日渐完备，皇帝权力越来越大，至明清时期达到顶峰。一种政治体制能够存在数千年，无疑说明其对于中国社会有较强适用性。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民主共和思想传入，中央集权专制制度遇到空前挑战，其中最不为时代所容的君主专制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还是以顽强的适用性保留了下来。当年辛亥革命后，晚清政府被推翻，帝制终结，不少精英希望效仿西方的治理经验，在中国尝试地方自治和分权制衡，结果无一成功，甚至造成连年军阀混战、国家支离破碎的严重后果。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转而效法苏联的经验，创建组织严密的集权体制，才实现了国家统一的目标。只不过国民党自身问题众多，且组织建设等方面远不如中共，再加上一系列复杂的历史原因，最终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实现鸦片战争以来首次国家主权独立和实质统一。

因为近代历史的教训，1949年中共建政后全面否定了民国时期地方自治和分权制衡的失败尝试，再次创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可以说，中共完全继承了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传统，并以列宁主义政党常用的组织建设方式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掌控。民国以来军阀分裂的混乱局面完全消失，中共重塑了现代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并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像中共治下这么统一，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中央政府的影响力无远弗届。追求两岸统一，反对港独、台独、藏独、疆独，中共的大一统观念坚如磐石。

受大一统中央集权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西方体制在实践中不断暴露出的深层弊病，中共对西方选举民主基础上的分权制衡体制持有深深的怀疑。在中共看来，治理中国如此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资源和发展严重不均衡、内部情况极其复杂的国家，中央集权体制是避免国家分崩离析的必要之举。由此就像它所言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一党执政的集权体制成为中共坚守的政治逻辑。

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相伴而生的还有全能政府。如有研究者所说，中国古代的政府，本质是“全能政府”。王岐山曾说过，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全能，既是说政府权力广泛，处于全社会核心位置，又是指政府负责提供全方位公共服务。这种“全能政府”的逻辑与中共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相结合，催生了“大政府、小社会”。中共建政之初为了建设共产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统一安排全体居民的生活和工作。后来计划经济虽然破产，中国建成了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多次政府职能改革，比如中央与地方责权划分、完善权力监督制约制度等，但全能政府的传统未变，“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依旧。

制度设计借鉴中国传统智慧

中国传统智慧对中共的塑造与影响，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也有鲜明体现。无论是监察委的设立，还是对多党竞争的排斥，对协商民主的重视，抑或人才选拔制，均不难从中看出中国传统的影子。

先说中共十九大后在中国铺开的监察委改革，很明显这是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学习与再造。监察之职中国古已有之，在秦代开始制度化，中央设有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以后历朝沿袭变革，明清时设立都察院，形成了完整的监察制度。进入近代，孙中山吸取中国古代政治智慧，设立五院体制，监察院是其中之一。现在中共借鉴古代智慧设立监察委，期待由监察委监督官员的权力，可谓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现代社会的再利用。

同属监察体系的巡视制度也与此相似。巡视是中国最古老的权力监察方式，尧舜禹时代即有“天子适诸侯，为巡守（狩）”，后发展出帝王亲自巡视、帝王遣使巡视、中央监察机构对地方巡视及地方监察机构（包括地方行政长官等）对所属州县巡视四种形式。今天中共重新发挥巡视制度的作用，通过派往各地的巡视组对腐败和不正之风形成震慑作用，是古为今用的例证。

其次，中共对多党竞争的排斥，固然有复杂原因，但其中应该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向来有“君子不党”之说，对党派、党争一般持较负面的态度。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唐朝牛李党争，北宋改革派与保守派党争，明末东林党与阉党之争，皆被后人诟病，成为人们厌恶党派之争的历史渊源。再加上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中共坚持一党执政反对多党竞争，可以说其来有自。

问题是，一党执政下的民主何以得到保障？中共的方案是协商民主。今天中国的协商民主主要表现为：中共与民主党派座谈，征求意见；政协委员向政府提案等。不排除未来中共主导的协商民主会有新的变革和表现形式。为何中共如此青睐协商民主？中国的一句俗语“有事好商量”或许透露了一点玄机。中国虽有集权传统，但也向来反对独断专行，因此形成了“议政”的传统。不仅君臣之间有朝议、言官有谏议，民间还有清议、基层有乡议，让众人议事，“导民使言、兼听纳谏”，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协商民主。当然，在现行体制下，协商民主还处于弱势，有较大随意性，尚需在制度层面刚性化。这也是今天中共体制被批民主不足的原因。

再者，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共影响最直接、最深切的也许是人才选拔制度。众所周知，由于没有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中国官员都是一级一级层层选拔上来的。“选贤任能”是中国数千年来人才选拔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共现今的用人制度中得到传承。政绩和经验是中国古代拔擢官员的核心指标，今天依然如此，只是政绩的标准或有差异。能者上，庸者下，如《旧唐书·食货志上》所言：“设官分职，选贤任能，得其人则有益于国家，非其才则贻患于黎庶，此以不可不知也。”可谓古今同一。这也是为何当前中国官场虽存在严重腐败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但在不少研究者看来依然具有贤能体制的一面，并有助于中国社会治理。当然，今天中共面临的问题是能否持续保持和强化贤能体制的面向，压缩裙带风、阿谀奉承、投机的空间。

中共治国的传统思想底蕴

行动源于理念，中共之所以全面借鉴中国古代制度和政治智慧，根源于中共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认同和继承。其中对中共影响至深，塑造了其行为选择的，应该是经世致用、民惟邦本、天下大同、以德治国等思想。

经世致用思想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强调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反对不切实际，对后世特别是近代中国影响深远。邓小平能在紧要关头摆脱阻碍经济发展的极左思想束缚，推动改革开放，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国两制”等新观念，其背后深层的逻辑应该就是中国近代广为流传的经世致用思想。

如天津南开大学副教授卢兴所言，中国“民本”思想自古以降一脉相承，《尚书》有“民惟邦本”之训，孟子有“民贵君轻”之论，荀卿有“民水君舟”之喻，黄梨洲有“天下为主君为客”之议。“得民心国家必安、失民心国家必危。”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曾言：“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民生是国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解决民生问题乃最大的政治，持续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绩。古往今来，一直如是。所以与西方重视“自由民主”理念不同，中共更看重民生的改善，提出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认为贫穷是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主张将全面脱贫上升至国家政策的突出位置。不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民众对于政治参与、民主自由的权利诉求开始上升，能否有效回应和引导民众诉求，考验着中共。

治国强调民本，治民强调道德。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儒家文化是一种道德文化，中国古代倡导的四维八德，充分体现了中国以德治国的历史传统。中共深受这种传统影响，所以在主张依法治国的同时，江泽民提出了“以德治国”的理念，胡锦涛提出了“八荣八耻”的道德规范。到习近平时代，又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并且力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外交方面，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时代以来的“永不称霸”思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不会像西方一样对外强力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这种外交理念来源于哪里？习近平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时，给出了回答。他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国有句古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凡此种种，无不是传统文化内化为中共外交理念的证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历史经验和传统文化有诸多糟粕，并借助文化复兴的名义不断借尸还魂。具体到政治上，最值得警惕的陋习是传统的专制、人治和官僚主义文化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中共身上也有明显体现。这也是今天中国和中共需要高度警惕的陷阱。不过即便如此，可以确信的是，只有了解中国文化，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共及其执政思想。中共虽源于马列，学于苏俄，但力推文化自信、不断中国化的中共，正日益回归中国历史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