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机不在于精英暴政：在于伪精英和真小人的恶性循环
3月12日，当代知名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北京大学与听众讨论优绩主义。近年来桑德尔持续反思优绩主义，他认为看似机会平等的优绩主义已经造成“暴政”，会固化社会阶层，加剧阶级对立和民粹主义，侵蚀民主政治。在桑德尔看来，优绩主义并未带来许多人期待的社会阶层流动，反而让精英阶层通过优质的教育让他们的优势地位“代际传递”给他们的后代。
某种程度上讲，桑德尔的观点指出了当代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自由竞争和效率逻辑被异化为无休无止的内卷，看似机会公平的竞争其实存在许多不公平因素，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社会弥漫的阶级对立情绪和民粹主义情绪。当少数强者自以为他们有可能充满运气因素的成功是理所应当，容易助长他们的傲慢，让他们失去与中下阶层共情的能力和意愿；当多数普通人难以改变命运，同时承受竞争失败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他们的负面情绪将会危及社会的长治久安。
不过世界是复杂的，是多重价值和要素的平衡，其中包括平等和自由、公平与效率、个人与公共。优绩主义的初衷是择优录取、能者多得、选贤与能，是在社会资源总体有限的情况下致力于培养、选拔当之无愧的人才。无论是相比于特权阶层的世袭制还是相对于追求根本不可能存在和不合理的极端平等，优绩主义的初衷都具有合理性、必要性，是一个社会持续进步、人尽其才、自由发展的关键要素。
无论何时，只要是人，必然存在差异，必然会有分化，所有忽视人和人的差异、分化，罔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刻意追求绝对平等的努力，只会通往奴役之路，绝对不可能获得成功。
孙中山说过：“说到社会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这样讲来，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当然，起点的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得根据人性和现实条件不断探索一个合理的状态。
举个例子，如果法官、医生、药学家、飞行员、建筑师不是经过合理限度的优绩主义的培养和选拔，试问有多少人相信法官的裁决、医生的诊断、药学家的制药、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建筑师建造的高楼大厦？如果所有人的努力和回报都差不多，又有多少人愿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努力成为法官、医生、药学家、飞行员、建筑师？
但优绩主义在初衷、理念层面的合理性既不等同于每一个以优绩主义为名的制度设计、社会规则、选拔模式都称得上优绩主义，又不意味着优绩主义可以扭曲、异化为无休无止的内卷。正如桑德尔所揭示的看似机会公平的择优录取、能者多得有可能存在许多易被忽略的不公平或偶然因素，优绩主义的初衷、理念与优绩主义的实践是两回事，不能迷信某个固定的优绩主义实践模式。
人是复杂的，由复杂的人组成的社会尤其错综复杂，从复杂的社会培养和选拔人才不能一概而论，而只能说不断探索和改进，寻找相对合理的优绩主义实践模式。既不能因为某个优绩主义实践模式的问题便因噎废食地否定优绩主义本身，又不能因为优绩主义的合理性、必要性而迷信、美化优绩主义，更不能忽略对优绩主义实践模式的改进。
坦率说，桑德尔所批评的优绩主义问题，其实不在于优绩主义本身，而是过度追求优绩主义，把优绩主义推向极端，或者把优绩主义窄化、扭曲、混淆为某个优绩主义实践模式。
桑德尔有反思优绩主义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但如果冷静地思考，自然不难发现，学校教育体系选拔出的人才与当之无愧的人才是存在区别。毋庸赘言，相比于特权阶层的世袭制或充满关系因素、容易局限于小圈子的推荐制，考试和学校教育体系具有进步意义和公平意义，但并不直接等同于优绩主义、选贤与能。因为哪怕假设考试和学校教育体系不存在作弊、试题设计合理、教学过程公正合理，都不能保证考试和学校教育体系选拔出的人才一定是当之无愧的人才。
永远不要忘记，人是复杂、多样、充满可能的，考试和学校教育体系只能衡量、甄别人的某一个或几个面向，而不太可能是全部面向。尤其是实践性非常强的领域，考试和学校教育体系的局限性比较突出，一个擅长考试、会读书的人不能保证在危急时刻保持冷静、担当、坚毅，不能保证对人类社会、人民大众有必要的同理心和道德关怀，不能保证他们能应对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自古以来，有许多会读书的人，对各种观点和理论信手拈来，但遇到复杂的现实问题，往往一筹莫展。
政治领域便是这样，表面看起来充满高学历、名校毕业生的政坛，有多少人称得上德才兼备、能解决复杂问题的政治家？这样说绝不是轻视高学历、名校毕业生，而是说不能简单将高学历、名校毕业生等同贤能政治。对于知识不断增长的现代社会来说，考试、学校教育是选拔政治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除此之外，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历经磨练，持续经受实践和人心检验，才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
如果把政治领域的优绩主义理解为在现实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选贤与能，培养和选拔出一批批历经磨练、具有可验证的政绩和民意支持、擅长解决复杂问题的贤能政治家，那么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古往今来，被视为精英的政治人物其实有许多都名不副实，他们看似是身居高位的政治精英，其实是华而不实、德不配位。
这正是选举民主的致命困境，看似是精英民主，其实政治精英的培养和选拔过程充斥过多既得利益集团、民粹主义的双重影响，被推选出来的政治人物中有许多要么与既得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么是擅长迎合选民短期情绪的民粹政客，他们根本难以既公平、又行之有效地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和团结不同群体。当选举政治充斥太多这样的政客，民众只能在“烂苹果之中选一个不那么烂的”，政府治理必然走向失效，中下阶层容易成为失落感、被剥夺感最强的群体，社会将长期陷入被既得利益集团过多影响的政客、华而不实的民粹政客、真小人、野心的煽动家相互博弈的恶性循环之中，社会矛盾自然不断累积，直到政治契约破裂。
当桑德尔批评优绩主义时，他其实在探寻一个好的社会，一个良政善治的社会。他意识到优绩主义在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认为优绩主义带来的“暴政”正在侵蚀民主政治，但这只是问题一部分。优绩主义实践一个最大问题在于通过现有优绩主义实践选拔出来的治国精英许多都是伪精英，所以根本难以回应和平衡不同民众的诉求，根本难以化解社会危机。解决之道不是笼统而又简单地否定优绩主义，而是改进优绩主义，而是思索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什么样的优绩主义。
在政治领域，合理范围、致力于选贤与能的优绩主义指向的其实是自古就有的贤能政治。若是这样，在探寻一个好的社会或良政善治的社会过程中，优绩主义离不开民主的刚性约束。
笔者在《拯救民主——扬长避短的新方案》中写过：“民主和贤能的有效运作，离不开二者之间的相互补充、促进和制衡。从长时间来看，离开民主的贤能是靠不住的，迟早会被裙带关系、腐败、官僚主义吞噬殆尽。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听说一个缺乏民主的社会能够长时间保持贤能。若无民主的刚性约束，任何一个政权，成立时间愈久，愈有可能产生一个掌握巨大财富和资源的特权阶层，他们高高在上，官官相护，不断侵蚀人民利益。为何古往今来有那么多起初包含贤能成分的政权（比如隋朝）都走向自己的反面？一个根本原因便在于民主的缺位，使得新兴政权内部的腐败、滥权因子缺乏约束。同理，离开贤能的民主是劣质的，慢慢只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被民粹、既得利益集团所深深裹挟。”
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拉锯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政治现象，有人偏好精英主义，主张精英人士、贤能人士、杰出人士积极发挥引领作用，有人偏好平民主义，主张人民大众、广大选民、中下阶层发挥主导作用。一个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精英人士、贤能人士、杰出人士的引领，但过多强调精英主义是对少数人人性的过度乐观，势必容易遭到平民主义的反弹。离开平民主义的精英主义容易滑向堕落，沦为掠夺人民利益的封闭小圈子，这样的精英，看似是精英，实则是伪精英。
同理，一个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广大平民阶层的接续努力，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广大平民阶层的起码认同，但过多强调平民主义是对多数人人性的过度乐观，容易酿成民粹主义，引起精英主义的反弹。离开精英主义的平民主义很可能沦为自私反智的乌合之众、狂热分子，这样的平民主义，看似是平民主义，实则侵害平民福祉。一个社会的良政善治应该是在精英主义、平民主义之间达成理性的动态平衡。
以此逻辑来看，优绩主义的出路在于能否让选拔出来的人才当之无愧、众望所归，在于能否与大众民主、共同体福祉之间建立合理的桥梁或相互影响的关系。当判断优绩主义的成效越来越取决于能否促进大众的福祉，当一个社会可以在自由竞争、人尽其才、公平、平等之间达成动态平衡，相信良政善治的社会理想将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