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20｜贫困县全部“摘帽”　中国扶贫的里程碑与新起点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收官之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紫云县等最后9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亦全部“摘帽”。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消除了绝对贫困。
过往数十年的扶贫，并非空洞的口号，也不只是大量冰冷的数据，而是一个个老百姓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是市场在科技带动下终于下沉到中国广袤大地最基层之后，一个个辛勤家庭在政策支援下，以辛劳获得回报的故事。
本文为“2020年中国大事回顾与展望”系列报道第四篇。

脱贫攻坚启动前　贫困县“只增不减”

据官方统计，1978年底中国宣布改革开放时，全国仍有超过7.7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每人每年366元人民币）以下，为温饱而挣扎，贫困发生率（按：农村低于贫困线人口占农业人口的比重）超过97%。

自1980年代起，中国开始推动一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扶贫战，1986年，中国首次确定331个贫困县，其后历经3次调整，至2011年增加至832个，分布在22个省份。当时，全国大约每3个县中就有1个是贫困县。

然而，直到习近平上台时的2012年末，按照人均年收入少于2300元人民币的中国贫困线标准（低于世界银行人均每天1.9美元的标准），中国仍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从1986年到2015年，全国贫困县总数始终呈净增加趋势。

2015年底订定目标：5年内全面脱贫

有鉴于此，当局于2015年起启动了一场更大强度的扶贫战。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伦敦演讲时表示，“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还有7000万人没有脱贫。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还有2亿左右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同月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战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2015年11月27至28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议当中强调，要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当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为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订定了主要指标。

贫困县相继“摘帽”　收官之年各省“清零”

如果简单梳理中国贫困县的数量变化，不难看出近几年来扶贫工作的收效之巨。2016年，全国28个贫困县脱贫摘帽，是自1986年国家设定贫困县以来，贫困县数量首次净减少。2017年，国家扶贫办官网数据披露，125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2018年，贫困县中“摘帽”者数量已经过半。2019年，340个左右的贫困县加入“摘帽”行列。进入2020年，全国贫困县仅余数十个，但却分布在多达21个省份，是各省最难啃的“硬骨头”。虽然有新冠疫情影响，但贫困县“摘帽”速度依然，至11月23日，随著贵州省贫困县清零，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而从贫困人口的数量变化来看，扶贫成果也十分显著。2012年，中国贫困人口达9899万人，至2019年结束为止，贫困人口降到551万人。连续7年，每年减贫规模都在1000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

全面脱贫背后的点点滴滴

在短短5年内就实现的“全面脱贫”背后，不能忽略的是中国长年对发展基础建设的重视。从桥梁、公路和机场的建设，再到4G网络的全面普及，令物流产业得以在全中国爆发式发展，令最偏远的山区也能透过交通和互联网，与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相连，在人员、货物和资讯技术的流通中造就可观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官员为脱贫工作付出的努力，亦不可忽视。中共在脱贫工作方面实行责任制层层落实，将脱贫和官员评价直接挂钩，从省政府高官到村干部，都要为脱贫献策出力，更有大批官员直接“下放”农村，“承包”贫困户——如西部的甘肃省，就有累计十四万干部帮助脱贫。这些“驻村干部”并非下乡指指点点，而是要为其负责的贫困户、贫困村找投资、拉项目，为产品找销路，帮村民找工作……

曾有基层政府工作的网民感叹，有的贫困户“补助款到手就花，种猪到手就杀”——似乎并无意努力工作脱贫，为何会如此？

许多人实际上是由于语言、教育、家庭关系等等因素而无法挣脱贫困：可能不识普通话难以被工厂录用、可能未受足够教育难以掌握技术、也可能外出打工就无法照顾家人因而只能坐困家乡…对这些人来说，直接花掉补助款，吃掉种猪，也许才是最“经济”的办法。

今年西藏阿里地区一份通报显示，当地一个驻村扶贫工作队主要成绩是：“申请到资金308万元，改扩建村砂石料厂，实施牦牛养殖等脱贫产业项目”——文字平平无奇，似乎只是几个项目提供些机会而已？但仔细想来，对许多坐困愁城的贫困户而言，他们需要的，其实不就正是这些他人看来似乎“平平无奇”的“破壳”的机会吗？

除了“跑项目”之类“常规操作”，不少官员也还想出种种“脱贫奇招”，堪称一景。比如近来在内地网络关注度颇高的新疆昭苏县女副县长贺娇龙，她身披红色斗篷飒爽策马的短片就广为流传——贺娇龙受访时就表明，其目的就在于宣传昭苏县旅游及推销当地农产品。日前意外爆红的20岁四川甘孜州藏族青年丁真，其所在的理塘县也是2月刚被“摘帽”的贫困县，有熟知内情的网民就发文披露，理塘县的扶贫干部一早做好“直播带货”的全套基础准备工作，主动与“微博大V”联系，持续向对方介绍当地名胜风景、特产，亦会交流扶贫困难之处、如何提升向外寄送特产的速度等。

此外，各大企业在脱贫工作中的身影亦不可忽视，如拼多多、阿里巴巴、美团等诸多平台均曾与贫困地区进行协调，利用互联网所带来的便利，帮扶穷困山区。以阿里巴巴为例，其早前曾和青海省班玛县组织直播，5分钟就卖掉了5000份“藏雪茶”，营收45万人民币——这相当于给当地贫困户每户带来过千元的收益，对于当地世代贫困的当地藏民而言，实在算不小一笔钱。但“藏雪茶”早已有之，为何现在才大卖？因为这背后是阿里对当地进行的一系列“指导”：建物流中心、请网红带货、在网上开设专门店……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前路漫漫

12月3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宣布，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消除了绝对贫困。不过，会议同时提到，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

如同习近平所言那样，“全部脱贫摘帽”并不意味着一切就已万事大吉，相对贫困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等，仍然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发展难题。何况在硬指标达成的背后，还有诸多潜在的问题，比如官僚主义和观念的变革等。

《香港01》就曾评论指出，中国大陆扶贫历程走到如今，确实还没有到可以毫无顾虑宣布全面胜利的时刻，不少后续问题都需要事先部署。

总结而论，核心问题主要有4点。首先，县级以下贫困仍然存在。目前脱贫的成果，主要是在“县级行政区”的尺度上，让这个收入水准人口（贫困发生率）低于2%、且群众认可度高于90%，但县级以下的乡、镇、苏木、街道、村等，还有一定数量的贫穷人口需要协助。

第二，中国现行贫困线标准是年收入3000元人民币，月均收入是250人民币，虽然这一贫困线被跨过，官方却没有声音要求订定新的贫困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时提到，全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隐然有把1000元人民币作为新的贫困认定基准的迹象，但这样的说法还没有落实到具体执行面。

第三，即使县级区位的绝对贫困消除，相对贫困仍然非常严峻。就反映贫富不均的坚尼系数来看，自1990年代就不断窜升，未曾出现显著下降趋势，2019年的数据仍处在0.465的高位，高于国际认知下警戒线0.4。而相对贫困的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仅敏感又棘手，更是根本性的挑战，官方如何发挥重分配的政策效果，势必也会受到更多关注。

第四，扶贫政策过程中虽然取得不少成就，但因为其本身是一种运动式治理，所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也屡屡受到诟病、需要转换成常态治理。另外，“建档立卡”跟脱贫稽核过程中，不少地方的行政程序相当繁琐，国务院扶贫办曾三令五申要克服形式主义。是以，未来脱贫攻坚“胜利”后，如何转换成常态性治理，应受到更多关注。

2035远景：迈向共同富裕

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将继续向著“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这也是中共第一次在全会文件中突出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建议》提到，贫困群众脱贫后仍有返贫风险，应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促进共享发展，包括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力支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等。

上述建议还在收入分配领域出台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包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

显然，中国这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均衡发展的战役，将会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前。尤其2020年全面脱贫收官、实现“全面小康”之后，隔年2021年即是中共建党百年大庆，2022年更将迎来中共二十大。扶贫的下一个长期目标，想必会在这段重要时期被提出，令人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