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先破后立　回顾习近平发起的三场运动

2020年11月17日中国北京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同时全面勾画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框架，因而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推进法治的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的节点性意义。

不可否认，中国的法治状况长期为人诟病，“法治国家”的形成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此次会议的关键之处在于“立”，树立法治的发展方向、原则框架和执行机制。而从2012年到2020年过去8年里的法治工作，则主要在于“破”，清理腐败乱权的官员、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设计、整治司法体系不良风气。

为此，中国已经发起了三场志在于“破”的运动。

第一场运动：清理“周永康流毒”

周永康曾在2007年至2012年间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这段时间也被认为是中国政法弊病最严重、法治状况最差的时期。

当时政法系统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幅扩权，在中共十八大前已是一个手握公安、检察院、法院、武警、国安、司法等诸多要害部门，权重扩大，尾大不掉，自立山头；二是变形为凌驾公检法之上的政治领导机构，频频插手司法案件，沦为地方治理“打手”，本该作为法治的建设者与维护者，在很多情况下却成为了法治的破坏者和阻碍者。

对周永康的处理始于中共十八大闭幕后不久其原下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调查，此后多年又有数量众多的关系人被揪出。周永康本人在2014年7月29日被立案审查，2015年6月11日被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周永康落马之后，其所工作过的中国政法系统、石油系统、四川政界等方面掀起了一场“清理周永康流毒”的运动。所谓“周永康流毒”，不仅是指周永康的关系网，还包括他带给中国政法等系统的一些思想、作风等方面问题。政法系统也成为清理“周永康流毒”的主要场地。

在周永康被正式调查后，又有湖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国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和孟宏伟等曾在政法系统工作且与周永康仕途有所交集的官员落马。中国官方没有明确指称这些官员属于“周永康流毒”，但周永康被查之后中国政法系统官员频频因为各类违法违纪行为遭受查处，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一场行动没有说明何时结束，最近一次出现是在2020年4月7日中国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电话电话会议上，公安部长赵克志表示“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孟宏伟等人流毒影响”。孟宏伟是在2018年10月被调查。

第二场运动：扫黑除恶

黑恶势力的出现，是法治不彰的结果。其长期存在，正反映出中国政法系统的失职甚至是纵容。

此次“扫黑除恶”运动始于2018年1月24日，目标为期3年。中国历史上不乏类似的“打黑”行动，但是此次却有明显不同。

按照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的通知所称，该运动“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稳固”，要将其与“源头治理结合起来”，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可见，这次运动并非一场简单的治安行动，而是放在中共治国理政一盘棋的视野下所采取的一次系统性运动，并且志在根除屡禁不绝的“黑恶势力”。而其能否根除的关键操作则在于能否打掉其“保护伞”。

一般认为，在中国社会里有“黑”必有“伞”，而“伞”或是藏身于体制之内，或是明目张胆为黑恶势力撑腰，变身为黑恶势力的一部分。只要“保护伞”屹立不倒，再多的“打黑”也只能是隔靴搔痒，结果只能是黑恶势力“春风吹又生”。

截至2020年4月底，中国“扫黑除恶”运动共打掉涉黑组织3,120个，涉恶犯罪集团9,888个，刑拘犯罪嫌疑人388,442人，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67,190人。中国国内刑事案件大幅减少，民众的安全感则明显提升。

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发生在边陲省份云南的“孙小果案”。其令人拍案惊奇之处在于，孙小果在过去20余年时间里，恶行累累，两次因强奸等罪被判刑，其中第二次被判死刑，但是第一次根本未有收监执刑，第二次也很快在改名后抛头露面。于是便发生了警方在接案后发现，涉案的孙小果竟是一个本应在监狱服刑的罪犯的闹剧。

2019年4月，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进驻云南，将该案作为重点案件进行督办，次月该案又被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当年12月，云南多所法院对19名担任保护伞的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犯罪案宣判，2020年2月孙小果终于被执行死刑。

按照计划安排，第二场运动需要到2021年1月才会“鸣金收兵”。而在这一日期的半年之前，第三场运动已经排山倒海而来。

第三场运动：新“延安整风”

2020年7月8日，中国召开了一场“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动员会”，所提出的四项任务中的第一项便是指向政法系人事：“清除害群之马，清查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彻查黑恶势力‘保护伞’”。

这场运动由习近平旧部、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担任试点办公室主任。陈一新在动员会上将这次由中共中央策划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行动描述为一场“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激浊扬清式的‘延安整风’、铸魂扬威式的主题教育”。因此，此次行动又被称为指向中国政法系统的“延安整风”。根据中共官方的计划，这次整风将持续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其更深层次的政治意涵不言而喻。

时至3个多月后的2020年10月16日，据中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第二次交流会所披露信息，截至10月7日，试点地区已有1,546名政法人员主动讲清问题或投案自首，立案审查373人，处分处理1,040人。

中纪委国监委在10月24日曾发文总结称，“高压震慑之下，主动投案成为越来越多问题干部的选择”。主动投案的官员里，有相当一部份正是来自政法系统。

近期最受关注的政法系落马官员是2020年10月24日“主动投案”接受调查的江苏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王立科是是中共十八大后第一个自首的省级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的主动投案，说明中国政法系统内部已经形成了震慑腐败乱权官的氛围，使得像王立科一般的官员不敢再心存侥幸。中共对政法系统持续8年的整顿所取得的实质性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启动会上的部署，这项行动目前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试点地区，2021年才将会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如此以往，被诟病已久的中国政法系统或将迎来一场蜕变，也凸显其在特殊时期的政治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8年中国各级法院一直在平反冤假错案，包括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陈满案、5•24乐平奸杀碎尸案、张玉环案等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的案件，提振了民间对中国司法的信心。

2013年1月7日，上台后不久的习近平就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2015年1月20日，他又对中共政法做出指示，要求“刀把子要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这其实就是中国政法系统反腐、改革与整顿的目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