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社会心态失序迫在眉睫

继珠海恶性汽车撞人案后，内地接连又发生两起持刀伤人案和一起驾车撞人案。

一起持刀伤人案发生在11月16日，当日傍晚江苏无锡宜兴市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徐某（男，21岁）持刀无差别伤人，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官方初步调查显示，事件起因于嫌疑人“考试不合格未拿到毕业证，以及对实习报酬不满”，于是回校发泄行凶。通报还称，嫌疑人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另一起持刀伤人案发生在11月18日，当日午间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男，35岁）驾驶电动二轮车行驶至惠王陵东路路段时，因行车纠纷与小型汽车驾驶员及同乘人员发生口角，双方互相推搡，后朱某某用随身携带的刀具将其中一人刺伤，后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一起驾车撞人案发生在11月19日，当日早上湖南常德鼎城区永安小学门前发生一起撞人事件，有多名学生被撞受伤，截止发稿前，官方还未公布具体伤亡情况和作案是由。

一周之内接连多起恶性事件，其中两起还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虽然官方在讯息传播方面竭力控制避免造成恐慌和模仿效应，但仍需要警惕社会心态失序、失范潜流的形成并不断扩散。具体来说，社会心态失序、失范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施暴者的同情压倒对暴力的谴责。

无锡职校伤人案发生后，一纸无法辨别真伪的犯罪嫌疑人遗书在坊间流传。遗书以“丧钟为谁而鸣”开头，接着痛陈了自己遭遇的不公，“对于厂里恶意拖欠我工资，不给我买保险，不给我加班费，罚我的款，不给我赔偿金。厂里的工人每天生死轮回两班倒或三班倒，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我因生病请了几天假，部门经理竟然说别人发高烧的流鼻血的都能干活，你凭什么不能，不能干就滚蛋。我看到了工厂对工人无情的压榨与剥削。”“还有学校恶意扣我的毕业证，不让我毕业，大部分人考试基本全是作弊，学校以我考试没过证书为由不给我毕业证。”

因为遭受了这些不公，该遗书继而说，“工厂没有任何权利去罚人的款，我用了很多办法却依然没办法解决，我会为劳动者发声，这个世界需要被改变，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我宁可死也不愿再被压榨与剥削，我希望以我的死推动劳动法的进步。”“我要用生命去战斗，我将彻底洗刷我的耻辱，我要揭开暴露这个事情。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而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再拿回来。”在最后，该遗书还呐喊道，“胜利万岁，人民万岁，工人万岁，无产阶级万岁。”

这份遗书不管真伪，至少需要明确的是，即便嫌疑人遭遇了以上不公，也不应成为其挥刀向无辜者的借口，“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更是无从谈起。任何暴力都应该受到强烈谴责，这应该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调，尤其是无差别伤人，更是不容以同情压倒对暴力的谴责。

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就此评论说，此类犯罪有社会方面的原因，比如，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大等问题，可能使部分人产生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同时，社会支持系统不完善，一些人在遇到困难时得不到及时帮助，易积累负面情绪。但主要的还是个人因素。这类犯罪人自身一般都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性格偏执、狭隘，缺乏情绪调节和应对挫折的能力，遭遇生活困境后易产生极端思想。因此，一旦发现此类个案，形成什么样的社会舆论氛围非常关键。

“在我看来，如何针对犯罪人个人心理因素进行剖析更为重要。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利用公共舆论对有类似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进行非个别性疏导和干预。而目前，有些措施比如对相同经历的人进行排查，效果有限，有的甚至会起到反作用。”于建嵘说。

谴责暴力之外，由此暴露出的问题，比如职校乱象、用人单位的无底线压榨等，也必须正视。

其二，将突发事件扩大化为一场重大社会危机，营造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

珠海驾车伤人案发生后，国际媒体纷纷就此进行报道，再加上其后接连发生的伤人案和驾车撞人案，权威媒体和社交媒体纷纷聚焦于此本无可厚非，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从原来“最安全的国家”变成了“最不安全的国家”，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遭遇一场重大社会危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燕志华在一篇分析文中首先就提到今天新媒体时代突发危机的特点，“任何社会都会出现突发危机事件，这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关系不大，更可能和当下经济状态、社会风气有所关联。”该文继而表示，今天新媒体过于发达，会将任何一件突发事件扩大化为一场重大社会危机，影响社会心理，反过来又加剧了危机的传播和感受，并可能导致极端行为的传染和模仿。更多时候，危机表现为强烈的群体心理感受，而不仅仅是事件本身的危害程度。正如恐怖主义事件，如果没有传播，它的影响力是不会这么大的。所以，传播本身就是风险，会加大危机的影响力。

此外，燕志华还提到，社交时代和算法时代加剧了极端思潮和极端观念的传播，又由于社交软件形成的圈层化和讯息茧房等原因，一个人的原有观念会通过算法机制，不断接收到固化、强化和激化观念的讯息，从而可能导致爆发的情绪冲破理性堤坝，由此导致极端事件发生。由此观之，很多极端事件是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由于个体负面的社会体验和情感体验，再叠加算法等技术因素，共同促成的严重结果。这使得风险社会的场景正在变为社会现实。

事件发生后，官方对于讯息的管控往往会被诟病和批评，但其实从综合治理维度看，这确实是一道难题。一方面，社会需要减压阀，需要通过更多的讯息和权威报道来了解偶发事件背后的个人遭遇和心理因素，但这样的讯息扩散在特定群体却起到了反效果；另一方面，官方为避免形成模仿和示范效应，只能尽可能控制讯息的传播和扩散，但这样的控制往往又容易加剧社会的紧张感，形成人人自危的氛围。

华东理工大学马子琪、赵云亭两位学者曾集中研究了发生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的20起报复社会案例，便提到新闻媒体对个体报复社会行为的报道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新闻媒体对个体报复社会行为的报道，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就附带着产生了传播暴力的负面效应。因为这会让那些具有类似被排斥经历的人意识到, 某些暴力行为可以强调或突出他们的不满，引发舆论的聚焦，于是他们就有可能有样学样地进行暴力表演。所以，新闻媒体在这个过程中隐形地扩大了暴力行为。”“报复社会事件的危害性不仅仅在于事件对社会产生的现时性威胁，还在于其引起的示范效应。”

目前人们无法预估下一次恶性事件会什么时候发生，以及发生在哪里，但警惕社会心态的失序、失范已经迫在眉睫。旗帜鲜明地谴责暴力，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以此为前提的社会重建，则需要每个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