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不是洪水猛兽

震惊中外的珠海恶性撞人事件发生后，国际媒体除了报道事件本身，记者在现场采访遭遇阻拦复又成了事件之外的“新闻”，被广泛关注和报道。

先是英国BBC驻华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在现场录影时遭到不明身份的男子阻扰。其后再有日本TBS驻中国记者室谷阳太在现场采访遭阻扰后被带返警局，并被要求删除所有拍摄的影片。对于两次阻扰记者采访的事由，中国官方目前并未有任何说明和回应。

无独有偶，就在国际媒体纷纷报道以上两起记者受阻扰事件时，又一起记者采访遭打事件在大陆媒体引发关注。这一次受阻扰的记者，不是外媒记者，而是新华社的记者。据媒体报道，11月14日下午，在安徽合新高铁中铁七局施工现场，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调查记者王文志、程子龙遭遇袭击，记者手机被抢夺，王文志本人右手受伤。据悉该被打记者王文志还曾七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也是长江韬奋奖获得者。

外媒记者在中国采访受阻并不新鲜，同样地，中国官媒记者在采访现场被刁难也并不是第一次。今年3月13日，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镇发生一起爆燃事故，该事故共造成7人死亡、27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内的媒体记者在事故现场直播及采访时被人阻挡镜头和推撞。当日晚间，中国记协在官微发表题为《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的文章，提出三个问题：记者应该进行采访吗？记者是添乱吗？一纸通稿真能代替现场报道吗？

面对汹汹舆情，河北省廊坊三河市燕郊镇爆燃事故处置指挥部14日发布情况通报，对央视等媒体记者表示歉意，并承诺将切实保障记者采访权利并提供更多便利。

燕郊风波后三个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进行修订，修订后的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八条明确写道，“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新闻采访报道制度。有关人民政府和部门应当做好新闻媒体服务引导工作，支持新闻媒体开展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该法同时对媒体采访提出要求，“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公正。”

相关法条的修订可以看做是官方为保障媒体采访权利做出的承诺和努力，但现实情况却并未随着法条的背书有所改善。一方面，来自官方媒体的监督类报道越来越少，媒体记者也越来越习惯于“等官方通报”、“以新华社为准”，今年年初一篇题为《新闻“通报时代”》的网文在社交媒体热传，揭示的即是这个现象和问题。

另一方面自媒体端口为流量效应不断生产真假难辨的内容，一阵流量狂欢过后，也无人继续深挖和探究热点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至于那些坚持做深度原创内容的自媒体，则极有可能因“越位”或是触碰到官方的敏感神经而被封号，不久前自媒体贞观因一篇《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引发的风波就是典型。

至于境外媒体，随着国际范围的舆论战愈发激烈且“境外敌对势力”的频繁使用，此群体在内地的活动空间已然越来越逼仄和有限。当然这种逼仄和有限不一定是官方乐见的结果，毕竟从官方层面看还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外媒记者能褪去意识形态色彩，看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但在民间层面，“外媒记者”基本上已经标签化，今次在珠海采访的BBC记者和日本记者，即是受到当地民众的阻扰才催生的风波。面对这样的风波，官方为平息事态“宁左勿右”已形成路径依赖。

长此以往必然造成“都输”的局面。一周前的11月8日，是第25个记者节。彼时澎湃新闻刊发“记者节献词”，称“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专业记者挺身而出”。因为“越是在复杂多变的传播环境，越是要聚焦社会问题，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推动社会进步。当下专业记者最核心的价值，不再只是提供讯息，而是直面质疑，经受审视，为舆论场廓清迷雾，为复杂世界的运转方式提供解释，用高品质的报道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记者不是洪水猛兽。在科技变革的今天，记者本身却在经历洪水猛兽式的挑战。《香港01》在《一场从0到1的传播革命已经到来》一文中也曾指出，身处这样一个科技变革的时代，媒体人自身面临的挑战并非简单的被人工智能替代，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在掌握科技规律的基础上，在海量讯息中提取有价值的讯息，并将其与特定的背景和情境结合起来，生产出对社会生活与时代环境进行深层思考的内容。换言之，能否在科技浪潮和讯息浪潮中把准社会转型的脉络，让技术为我所用，才是传播者或媒体人需要的能力。

对于意欲在世界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国际传播的中共来说，应该意识到这场已经到来的传播革命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