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珠海血案：新一轮源头防控会带来普遍安全感吗？
发生在广东珠海香洲区体育中心的重大恶性案件，不仅触动了中国民众的安全神经，也在国际舆论场引发持续广泛关注。根据官方12日晚间的通报，该驾车冲撞恶性事件已经造成35人死亡、43人重伤，嫌疑人是一位62岁的离异男子樊某，警方初步查明案件系樊某对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引发。
在习近平和李强先后做出批示后，广东省、珠海市、公安部等纷纷动员起来。针对本案，自然是要迅速查明案情，依法严惩凶手，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本案之外，如何做到习近平所要求的“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又如何做到李强所要求的“防控结合”，却是一场持久战，也切实考验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治理能力。
13日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给出的应对方案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坚持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深入细致做好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涉法涉诉等各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精准有效为群众排忧解难，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基层、处置在源头，动态消除隐患，严防发生极端案件。
其二，依托“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进一步严密社会面整体防控，加强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巡控，有效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和震慑力、控制力。
其三，总结推广浙江“红枫义警”、北京“朝阳群众”等好经验好做法，探索新形势下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新思路新举措，完善组织发动群众工作机制措施，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铸就公安工作的“铜墙铁壁”。
既然是依托于原有的经验和运行机制，那说明今次的方案并不新鲜，过去也一直在用，但为何导向的结果却是更频繁的极端个案以及民众层面更大范围的不安全感？新一轮源头防控举措会带来普遍安全感吗？
公安部方案已经在实践层面展开，比如以社区为单位进行详细摸排。坊间讯息显示，今次摸排对象主要是“八失人员”和“三低三少”群体：所谓“八失人员”指投资失败、工作失业、生活失意、情感失意、关系失和、心态失衡、精神失常、年少失管；所谓“三低三少”指经济收入低、权利地位低、社会声望低、人际交往少、流动机会少、疏导渠道少。
摸排之外，重点还在于如何从整体上纾解社会戾气。华东理工大学马子琪、赵云亭两位学者曾集中研究了发生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的20起报复社会案例，最终得出结论：个体的情绪和行为是由社会情境塑造的，即使是那些看起来非常暴力的人群，也只是在特定的时空中才是暴力的。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社会紧张、个体的特质等背景条件虽然可以解释人类社会行为根本性动机，但是距离解释突发暴力情境的核心动机还很远，个体极端的暴力情境是由紧张与愤怒的情绪塑造而成的，报复社会的本质是情绪场域的产物。
换言之，个体报复社会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个体从遭遇排斥到引起情感畸变，怨气积蓄再到最终的报复抗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对于此类事件的预警与防控必须摒弃“突发”“偶然”的陈旧观念，树立过程控制的理念。比如通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消除容易引起此类事件的结构性风险，完善弱势群体的利益与需求表达渠道，以及建立完善边缘群体的社会宣泄与缓冲机制，着力化解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困局与个体焦虑，在维持刚性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弹性社会心态的舒展上，寻求柔性治理层面上的平衡与和谐。
珠海恶性事件发生后，也有学者出面发声，将反思的面向聚焦到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如何舒展充满戾气的社会情绪上。比如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旭在《公正的司法是社会的“减压阀”》一文中指出，此次“珠海事件”，绝非简单的个人犯罪，而是社会矛盾冲击个体心理的恶果。犯罪嫌疑人樊某因离婚财产分割问题，将愤怒发泄于无辜市民，这背后反映出的社会矛盾不容小觑。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社会结构与利益关系调整变化，滋生各种矛盾。经济纠纷、情感破裂等问题若处理不当，便可能成为恶性案件的导火索。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在矛盾化解中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一旦这道“屏障”失守，各种暴力极端事件便难以避免。
韩旭进而结合此前发生在河南漯河的法官被杀案件分析道，从杀法官这一特定的个体，转向杀群众这一无辜的群体，冲突在升级，暴行在升级，我们的生命愈加处于不安全之中。司法公正不仅是案件当事人的期待，也是我们每一个“置身事外”的人的期盼。不要以为，司法不公的后果只有当事人乃至法官、检察官承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当得知“珠海事件”的每一个人能免于恐惧吗？不要以为这一事件仅是樊某和死伤者本人和家人的事件，它事关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危。谁能保证不会发生第二个、第三个“珠海事件”呢？
与韩旭呼吁社会公平正义不同，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许纪霖则将焦点集中在如何纾解社会戾气上。许纪霖说，这几年整个中国社会都绷得太紧了，无论是学生、中年人，还是即将退休或已退休的老年人，都仿佛置身于一张无形的压力网中，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社会关系网络也异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当人陷入绝望当中，有可能会使得一些性格极端的人走上绝路。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整个社会需要通过政策和环境改善来缓解这种紧绷的神经。
许纪霖还说，如今很多人都活得非常累、非常不容易，困在系统之中，心中的戾气都比较重。社会要提供适当的安全阀，让这些戾气有合法的发泄空间，总是不让发泄，就有可能蜕变为恶性爆发。有序的、无伤大雅的多元杂乱，有时候，正是一种最好的现代城市秩序。此外，他还提到社群氛围的缺乏以及生命教育的缺位。
除韩旭和许纪霖，过去几天还有不少人发声追问，但多数文章均在发出不久后被删除。站在官方立场，自然是担心此事造成“示范效应”，但这样的管控，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许纪霖所说的压力和紧张感。随着公安部对于社会面整体防控的加强，更大的压力和紧张感还会陆续到来。这也暴露出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循环：投入警力保稳定——社会面充满压力和紧张——恶性事件频繁发生——继续投入警力保稳定。
敢言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听闻北京地铁计划推出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曾发出质问：对安保的无节制投入究竟是要防谁？“这个社会，若是还没有陷入被迫害妄想症的状态，就该在安保问题上适可而止。歇斯底里地追求安全，带给社会的，根本不是安全，而是全面的压制，还有恐慌。”
我们当然不怀疑中共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初心和努力，以及治理一个14亿人口大国的难度，随着人口大流动、社会结构变化，亦对社会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不取决于有多少大国重器，有多少坚船利炮，而取决于能否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和谐安定。珠海恶性案件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希望从官方到地方，不要浪费这一付出巨大代价的教训，从源头上防控，并不等于简单的摸排和加强维稳警力，还必然包括结构性的治理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