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对中国的启示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国家如何才能持续繁荣？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对今天处于极度动荡和不确定的世界各国来说，恐怕都迫切想要一个答案。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为的是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影响繁荣的研究。阿西莫格鲁等三人的研究戳中了很多国家的痛点，尤其是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获奖的三人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2年合作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一书，系统回答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个世纪命题。在该书作者看来，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不是文化，不是地理，也不是经济，而是制度。而且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均存在包容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两者的相互组合作为分析框架，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均可套用该框架来解释，且只有在包容型制度下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所谓攫取型经济制度，包括不安全的产权保护，行业进入壁垒，不公平竞争，阻碍市场执行的管制。与攫取型经济制度相反，包容型经济制度强调产权保障，零壁垒的行业进入，公正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公平竞争的环境等。所谓攫取型政治制度，指的是权力集中于一小部分人手中，缺乏权力的约束、监督和平衡，缺乏法治，这种制度支持的往往是攫取型的经济制度。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包容型政治制度，表现为权力在社会中广泛分布，政治权力受到约束和监督，包括选举、公民社会组织、媒体等。

如果将中国放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得出的结论显然并不令人乐观，该书作者对此也毫不讳言。作者认为，虽然中国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向包容性经济制度做出了重大跨越，且只要中国经济制度一直还在更加包容的道路上发展，增长就会持续，但中国的增长是创建在采用当前技术和快速增加的投资而不是创造性破坏的基础上的。换言之，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中国的增长模式并不可持续，何况中国的产权保护还不完善，劳动力的流动性受到制约，为确保共产党在经济和政治决策方面的核心地位，政府对经济抱持高度控制。

在一次公开活动中，阿西莫格鲁曾更直接表示，放眼更大的背景，虽然中国发展过程中包含了很大成分的经济开放，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处于攫取型经济制度下的增长，它只是利用了资源的重新配置，而没有去改变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来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社会和政治的转型，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

怎么办？阿西莫格鲁在公开活动中也给出了建议：其一，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因为苏联奇迹的覆灭，恰恰是因为不能改革攫取型制度，从创建在资源重新配置的追赶型经济转向一个创新型经济；其二，中国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不要浪费从更深层次改变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契机，这需要中国从利用技术转向产生技术，需要出现细分型别的产品、新工艺流程和新的根本性的创新，而这要求中国的制度升级到包容型经济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支撑创新和“创造性破坏”。

对中国来说，如果用“制度决定论”来概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提供的分析框架，并不新鲜也不陌生。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论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就曾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前段时间在国庆招待会上露面的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3年举行的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上也曾公开谈及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虽然邓小平和温家宝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看似与“制度决定论”不谋而合，但他们也同时强调，任何领域和层面的改革必须符合中国实际和国情。邓小平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温家宝说，“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创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在阿西莫格鲁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政治事件，经济制度变化是改革开放后施加于中国的。而在中国官方语境中，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制度变革，包括政治的、社会的，也包括经济的、文化的。

学者刘胜军在《“穷国的指路明灯”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文中即写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其本质是一场制度的变迁。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制度包容性不断提升的过程。从大锅饭，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不允许私有企业，到鼓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运动式治理，到法治化轨道；从自我封闭，到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决定一切，到如今的市场法则……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十八大以来的精准脱贫、共同富裕、历史性反腐，都是为了提升经济的“包容性”，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国确如阿西莫格鲁所言，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而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强调“高质量发展”来看，官方也意识到包容型制度建设仍需持续努力。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从“国家为什么失败”得出“中国已经失败”显然为时过早，但如何让制度成为自主创新的推动力而非阻碍，如何避免改革的决心和意志被旧体制的习惯势力所软化，如何持续推动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如何将权力关进位制度的笼子，如何创造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还面临很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