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理与中国・二︱对话西方哲学与新儒家：儒学如何超越民主？

2024年5月31日，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举办石之瑜教授的新书讨论会，活动由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黄旻华教授开场、中山大学政治所荣誉退休教授廖达琪主持，并与政治学者施正锋、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员兼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萧高彦、《风传媒》总主笔夏珍、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员曾国祥进行对谈。

石之瑜教授的研究领域涵盖国际关系、中国研究、政治心理学、文化研究与知识人类学，不仅学术专著等身，更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带有强烈批判，且时常在两岸媒体发表时评。此次新书《当代中国的儒家治理与社会主义专制》（Confucian Governmentality and Socialist Autocr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聚焦探讨当今中国政体下，儒家和社会主义原则如何塑造公民与领导者之间的互动，同时期望超越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作为关心两岸思潮的媒体，《香港01》获邀前往采访，此为系列报道第二篇，全部共三篇，本篇聚焦哲学与儒家的思想对话。

萧高彦：民主在中国与西方都经历变化

针对石之瑜的新书，萧高彦回溯了五四运动与新儒家两个脉络。

首先是五四运动。萧高彦指出，五四运动众所周知，是讲民主跟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而民主其实就是西方传来的外在支配方式，所以从后殖民的角度来讲，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外来的存在。“比较有趣的是，我觉得石老师一直在反抗‘科学’，但所谓‘反抗科学’的意思，是石老师拒绝成为西方这种有自由主义预设的科学的研究对象，因为这种研究就是用自己的范畴重新整理被研究的对象，最后走向物化。”

接著是新儒家。萧高彦表示，从半个世纪以前的新儒家视野出发，传统中国具有民本思想，但没有民主，所以新儒家提出了“开出民主”的说法，不论是牟宗三先生的“良知的自我坎陷”这种本体论的说法，还是像张君劢先生的“通过宪政”、“建立制度化”，总之是有这样的想法。“而石老师这本书的基本架构，就是希望完全超越这种传统想法，这是我的理解。”

萧高彦接著讨论石之瑜书中的儒家治理性与社会主义专制（autocracy）。“如果为autocracy采用一个价值中立的译法，我会翻译成‘独治’，这是严复用的话，一个人的独治。”萧高彦指出，讲到独治，严复希望谈的就是中国传统以及当代治理中，独治并不是民主的完全对立面，而是有自己的一种整合方式。

萧高彦举例，石之瑜书中提到所谓“话语的人民”（discursive people），就类似《尚书》中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情境，也就是领导者会竭力掌握民心，而在这个过程中，独治的统治者与人民能够彼此牵制。如果领导者体察民心，就不会遭遇猛爆型的、所谓“改朝换代式”的叛乱，相对地，人民本身也可以产生一种道德上的压力，让领导者来理解。

萧高彦指出，石之瑜也在书中提到“互助”（solidarity）与“团结”（unity）的对比，前者是西方式的，由社会契约跟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构成，强调有限的政府与民主的过程；后者则是通过前面讲的民心论，来证成领导（leadership）为主的说法。

萧高彦也提到，在思想史的层次上，石之瑜书中运用了“翻译批判”（critical translation）。例如石指出，中国古代本身是有“民主”这个词汇，但中国古代的民主是“民之主”，也就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现在讲的“民为主”，主客其实是倒过来的。萧高彦补充，基本上19世纪以前，中国人应该没有现代民主的概念，或许正因如此，石在书中提出一个观察，中国人对民主的概念无法在文化潜意识上，完全摆脱“民之主”的政治想像，导致了落实民主的过程中，会习惯强调某种领导威信。

萧高彦总结，石之瑜在通过前述的理论跟思想史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民主”或“民为主”，其实跟“独治”不完全互斥，因此能从治理等各角度，为民主与独治进行调和，例如所谓“关系平衡”（balance of relationship）与“权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以及预防内卷、也就是“腐化”，石提到了预防腐化的一些辅助性制度，在西方民主就是审议式民主，在中国独治就是群众路线。

接著，萧高彦提出三点讨论意见。

第一，西方对民主的认识其实存在断裂。西方把民主当作积极价值，大概要到19世纪中叶以后，再来要到20世纪后，才认为这是普遍价值。也就是说，西方并不是从雅典时期开始，就认为民主是最好的制度。萧高彦指出，这点是很有意义的，凸显了历史其实有持续性也有断裂性，当人们去读16、17世纪以前的西方文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论述，跟同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差别不大。

例如中国有三纲五常，而西方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一直到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其实也一直都有所谓“自然支配”（natural ruling）的概念，包括男性对女性、父母对子女、主人对奴隶或奴仆，而这三种“阶层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先是构成家庭，再形成所谓“完美社群”（perfect community），也就是“国家”（state）。这其实是西方传统的政治思想。

萧高彦指出，石之瑜所批评的理论，大概发生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前后，但如果看更早的布丹（Jean Bodin），其实就没有社会契约论，而是强调主权论与家庭。因此把社会契约论当作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组成，这部分可能还是要做个区分。

第二，中国的近代变化也值得考察。萧高彦说明，近代中国一开始翻译世界政体时，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而当时的“民主”一词，强调的其实是“民为主”、而不是“民之主”，所以当时还发明另外一个词叫“民权”，例如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是用“民权”这个词，而不是用“民主”。而“民权”的使用，例如梁启超等人，其实主要目的还是争取国会，而不是否定君主。所以可以发现，从“民权”走向“民主”，这本身经历了很长时间，中国的近代变化相当值得考察。

第三，萧高彦表示，其实西方也有资源可以讨论石之瑜关心的“所有体制服膺的终极体制”（regime of regimes），也就是各种体制构成的原则中，不偏向自由民主的部分。例如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宪法学，里面有一个非常哲学的讨论：代表性与同一性。其中，代表性就是指，当国家的组成具有高度异质性，人民就会倾向授权代表，也就是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接著就会产生一个主权者，作为代表人民的统一体，也就是石之瑜所讲的“团结”（unity）。而这种授权代表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权威的统治方式，在高异质性的国家中，这种作法是有必要的。

萧高彦指出，石之瑜提到的solidarity，就是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尽量结合，最标准的就是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式的民主，但这当然有一些前提预设，就是国民的同一性必须要存在，或者必须要塑造。所以代表性跟同一性其实会在不同体制中，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这就是施密特谈的，其实也可以跟石之瑜提出的unity与solidarity对比相辉映。

曾国祥：振兴儒家不可忽略的背后张力

曾国祥则首先分享了两个主要阅读心得。

第一，曾国祥表示，石之瑜意在打破学术陈规，尤其是把自由主义当成理所当然、然后预设西方中心的主流政治科学典范。藉著强调身分归属（belonging）与权力支配（dominance）两个元素，石之瑜希望找到政治理念最基本的组成，进而重建一般政治学原理。从书中叙事也可看出，石之瑜以“规范”（norm）形容自由主义，让人想到西方哲学中常见的，所谓“规范”（norm）与“逻各斯”（logos）的对立。曾国祥认为，石之瑜所谓“所有体制服膺的终极体制”（regime of regimes），其实就是民心。

第二，曾国祥指出，石之瑜在超越所有二元，包括中国与西方、民主与独裁、国家与社会的过程中，其实有意预设一个“非常儒家式的本体论或宇宙论”，也就是所谓unity，来与西方的solidarity进行区隔。而石之瑜所强调的“团结”（unity），其实就是王阳明已经讲过的、或王阳明之前的张载也已经有的观念，“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

曾国祥进一步陈述，自己在阅读当中有一个很深的感触，石之瑜从后殖民语境描述的所有西方政治，包括民主在内的政治现代性的价值转译，已不只是翻译问题、方法论问题、知识论问题，还是一个本体论问题，“石老师很深的本体论焦虑，在这里呈现出来。”

曾国祥接著针对宇宙论相关议题，提出三点讨论。

第一，儒学的异质性。曾国祥指出，在儒家的传统分歧中，最大的当然就是汉唐经学跟宋明理学之争。所以即便石之瑜所谓有别于西方的“团结”（unity）概念，在儒家里面，其实也从来是分歧的。

而这个分歧在当代语境中，出现一个有趣现象：台湾新儒家继承的是宋明理学，所以牟宗三会通过康德（Immanuel Kant）来转化学说，这样的新儒家在处理关系与宇宙论的时候，会倾向带出个体性、道德自主性。但中国现在的政治儒学，这2、30年以蒋庆为代表的学派，其实完全是要回到经学，要回到《春秋公羊传》，要回到大一统的论述。“就我而言，如果本体论关键的话，那现在这个差距，事实上是一个本体论的差距。”

第二，是儒家的角色。曾国祥表示，传统儒家扮演了跟制度完全结合的角色，“石老师某种程度上是要回来这里，中国现代的政治儒家也要回来这里”，但余英时先生也曾提出一个重要论点，那就是儒家经过五四、近代中国的巨大思想转化，已在今日成为游魂，无法在制度上扮演角色，所以对余英时先生来说，儒家今天只能是一个“日用常行”，尤其余后来又受罗尔斯（John Rawls）政治自由主义的影响，认为古典儒家的宇宙论，就是一个“全面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所以无法重新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社会。

曾国祥接著陈述，正因儒家的宇宙论，对应的是古代整个世界观，所以牟宗三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自我的坎陷”，“自我的坎陷”事实上意味著宇宙论必须跟政治哲学分区隔开来，所以儒家如果在当代还有前景的话，以台湾的新儒家而言，其实就是要把宇宙论跟政治哲学开出来，“开出民主，事实上就是要重新建构一个新的政治哲学。”

第三，是儒家的一元论。曾国祥指出，儒家与专制的关系，钱穆跟张君劢已经辩论过，林毓生先生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点，认为五四运动是全盘的反传统，但这种全盘的反传统，其实是受到传统儒家的一元论影响，也就是说人们相信有绝对真理。

而这样的现象，其实就是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所谓“普罗米修斯的张力”，就像近期电影《奥本海默》（Oppenheimer），其实它原著英文小说的名字就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也就是相信能力无边、相信人定胜天。“这是传统儒家在政治上可能会带来的趋势，就像张灏先生批评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化解的话，事实上要重新在当代社会振兴（revitalize）儒家，不管是用它来重新超越民主、或重新超越独裁的目前所有限制，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哲学上的、思想上的工程必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