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发文件吁公务员生二孩　遭网友挖苦朝令夕改

9月18日，湖北省宜昌市卫计委网站挂出一封公开信，这份加盖了8个单位公章的“红头文件”，呼吁公职人员生二孩，“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

公开信的出台，令不少网友啼笑皆非。早在计划生育的年代，公务员倘若生二孩，即是面临“双开”结局（开除党籍、公职）；而在生育率水平过低的当今，又出动“红头文件”鼓励公务员生二孩。彼时是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现在则要解决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社会快速到来的问题。“当初说一个孩子好，现在又说一个孩子有风险，怎么说都有理是吧？”网友如是说。

目前该公开信已被撤下。然而，一挂一撤之间，折射的是三四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也反映出政府、社会对生育问题的复杂心态。

低生育率加重区域不平衡

生还是不生，看似是各个家庭的选择，背后却有著深刻的经济原因，而对于人口流出地的三四线城市来说尤其如此。人口往外流，当地人又不愿意多生。宜昌公开信中就写道，“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市人口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全市呈现超低生育水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不足1人。”低生育率的结果是，能挣钱的人越来越少；随著老龄化的深入，花钱的人越来越多。

而另一方面，内地一线大城市，则吸收了主要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在经济趋缓的背景下，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马太效应”——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更加明显。

低生育率不仅只存在于内地的三四线城市，有学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算出，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事实上已经多年低于1.5了。然而，按照人口学规律，总和生育率达到2.1，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平衡，人口结构才可以保持稳定不至于落入老龄化社会。低生育率成为内地亟待解决的难题。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有人将低生育率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然而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人均GDP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是内地生育率急剧下降的三大推手。有学者在江苏进行了数年的人口调查，结果发现，在假设不受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平均每对夫妻期望的孩子数大概是1.7个，也就是说还是显著低于2.1的替代水平。这意味著，即使将来不再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生育率回归到高水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了。

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日渐减少，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影响日益增强。——道理很简单，人们忙著挣钱、上学，生孩的事自然往后推；而生孩子还要面临巨大抚育成本，包括买房就业、医疗教育等各种压力，也可能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一位宜昌市公务员接受采访表示，公开信的倡议和呼吁只是喊口号，鼓励生育应该出台优惠，仅呼吁和倡议是没有用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反过来，贫穷就是最好的接生婆了。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里有句台词说得好：“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

破除困境：提升劳动力供给+二孩财政支持

生育问题，背后连著经济问题。生育水平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从而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反过来，就是不少三四线城市今天遇到的情况：光出人，不进人。第一次人口红利已经快消耗殆尽，怎么延续？

首先，充分挖掘现有劳动力的供给潜力，比如清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推动农民工进城市民化。城市运转就好比“水管”一样——“排水管”不断出水，也要开启“进水管”保证水的流入，才不至于枯竭。

再者，当前的这一代年轻人，需成为拥有更充足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不仅能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要求，而且能够在未来具备延长工作时间的能力，“延迟退休”是未来的必然选择。

最后，公共服务能力和质量都需要提升。如果人们“生不起”孩子，或者生了之后“养不起”，生育率走低的趋势依然不会改变。因此，未来的政策方向，应当建立二孩抚育公共成本分担机制，提高相应的财政支持，稳定承接开放性人口政策带来的公共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