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拟派军方平定黑帮暴力　“幸福国度”犯罪震撼全欧？

瑞典近日黑帮暴力频传，首相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周四（28日）发表罕见电视讲话，将问题归咎于毒品交易，并表示将与三军总司令讨论军队如何协助警方遏制黑帮暴力，他说：“我无法再强调这个情形有多严重，瑞典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形，欧洲也没有一个国家有瑞典现在的问题”。一向被外界视为“幸福国度”的瑞典，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9月27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发生两宗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翌日凌晨，中部古城乌普萨拉（Uppsala）一间房屋发生爆炸，一名25岁女子丧生，据了解爆炸与帮派之间的冲突有关，惟遇害女子并非预定目标。瑞典三军总司令毕登（Micael Byden）向当地媒体表示，已经准备好协助警方。目前尚未清楚军方会如何协助，不过按照之前的讨论，可以由士兵分担部分警察的职务，让警方有余力打击黑帮暴力。

根据瑞典政府2021年发表的报告，该国每年每100万人中，平均有4人死于枪击，相比之下，全欧洲的平均数仅为1.6人。瑞典去年情况更见恶化，有超过60人死于枪击案，是历年来的最高纪录。而据瑞典《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最新的报导，单计9月，瑞典就有12人死于黑帮暴力，创下自2019年12月以来最高纪录。相关的帮派暴力冲突增加，主要源于一个名为Foxtrot的黑帮分裂内哄；该黑帮集团由一名库尔德移民领导，目前藏匿于土耳其。

警方负责人表示，由于移民贩毒集团之间的血腥冲突，瑞典正面临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国内安全局势。当局又指，近期的枪枝暴力与移民问题、贫富差距和毒品泛滥有关，并估计全国约有3万人直接参与帮派犯罪或与之有联系，暴力活动也从主要城市地区蔓延到以前鲜少发生暴力犯罪的小城镇。此外，瑞典警方还认为，这些犯罪集团越来越多地利用未成年人士犯案，因为未满 18 岁的儿童往往不受惩罚，或者被法院判处较轻的刑罚。

国家警察局局长索恩贝格（Anders Thornberg）表示：“国内的犯罪冲突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正与其他部门一起竭尽全力阻止事态的发展。”不过，该国有声音批评这些提议都很表面，认为是治标不治本、未有彻底根除暴力的源头。

一切由对移民“中门大开”而起…

作为“幸福国度”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一的瑞典，过去一直是和平与稳定的代名词。不过，当地近年不断增加的帮派犯罪引起了大众的关注，枪击事件和爆炸事件正迅速成为该国的“新常态”。例如今年2月，一名黑帮少年手持AK-47，在斯德哥尔摩郊区一个民居门外乱枪扫射，吓煞屋内的一位年轻母亲及其年幼的子女。这种暴力罪案在过往完全是难以想像的。

早于2012年以来，瑞典幚派集团聚众的致命暴力事件便增加了三倍多，凶杀案的死亡人数亦翻了一倍，甚至炸弹袭击事件也在增加。当地有分析指，外来移民或许是治安恶化的重要原因。过去数十年来，瑞典一直奉行自由的移民政策，如今全国1,050万居民中约有20%出生于国外。其中，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期间，瑞典人均接收的移民人数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2017年更有约18万移民来到瑞典。

大量的移民人口涌入，为瑞典国内衍生出不少问题，包括融入、教育、就业、社会福利以至宗教等。不少人因难以适应及融入瑞典的生活，故此聚众成帮派，当地现时九成枪击事件的犯案人，便多为移民第一代与第二代。

中右翼政府去年上台

2022年大选后，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民粹主义和反移民的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 SD）的支持下组建了中右翼少数派政府，结束了该国8年来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并收紧了上述这些移民政策。其所领导的政治联盟之所以赢得大选，部分原因是他承诺遏制日益严重的帮派暴力，并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例如赋予员警更大权力和对枪支犯罪施以更严厉的惩罚。

然而，这些措施至今仍未能遏制暴力增加。对此，克里斯特松强调说：“是不负责任的移民政策和失败的融合，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境地。”

另一方面，极右派的瑞典民主党亦一直推促政府收紧移民政策。除了提高家庭及配偶团聚的移民门槛，更具争议的是推动立法要求福利部门专业人员举报无证移民，包括社工、医生、牙医、教师等。这由于涉及人权及职业道德，引起不少专员人员反对，近日便有数千人在斯德哥尔摩及哥德堡集会抗议。

瑞典黑帮为何难以打击？

需要动用上军队来打击黑帮份子，对一个北欧发达国家而言，以往是难以想像。那么，对瑞典政府来说为何打击帮派如此困难？

这或许可以从2020年8月的一个事件看出端倪。当时，一个犯罪集团在瑞典第二大城哥特堡（Gothenburg）设置路障抓捕敌对帮系成员，警方其后介入并逮捕了一些人，却没有成功起诉任何人。该次帮派冲突最终并非因警方介入制止而落幕，而是因为黑帮之间决定休战。这件事让瑞典社会忽然意识到，执法部门经已失去对街头治安的控制。

当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这些帮派犯罪主要集中发生在被高度隔离的移民社区，例如被正式归类在22个容易发生犯罪与暴力的“极端脆弱社区”中的斯德哥尔摩近郊胡斯比（Husby），当地逾80%人口为新移民或移民后代，大多数来自土耳其、伊拉克、索马里和叙利亚。

在这些移民高度集中的社区，一般失业率极高，由于瑞典严格的劳动法规，缺乏专业技术的新移民很难找到工作。许多青少年因此无心学业，而帮派为他们提供了生活的目标与归属感。

目前，瑞典约有一半的帮派成员在外国出生，多达85%拥有移民背景。这些帮派组织结构松散，没有严格的阶级制度。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教授Amir Rostami表示，帮派频繁地使用极端暴力，正是他们不成熟的象征。他解释，邻国德国一些成熟的帮派比较不会使用太多暴力，因这会“对他们的生意不利”。

面对该国日增升温的帮派犯罪，瑞典政府已决定在2024年前再雇用6,000名警察和4,000名辅助人员。此外，执法部门还要求增设更多监视器，瑞典警方直到近年才被允许监听罪犯的电话。瑞典警方近年亦派员前往埃森（Essen）和柏林这些德国帮派犯罪率高的城市，了解和研究当地治安管理，尤其正考虑向德国严格的枪枝法规，和没收犯罪资金的方式看齐。

除了执法取经其他国家外，法例方面也是考虑之列。中右翼温和党议员Johan Forssell表示，“我们想遵循丹麦模式。”他指出在丹麦犯下谋杀罪的斯德哥尔摩帮派成员被判处20年徒刑，但如果发生在瑞典，他们只会因为未成年，被判在社会机构服务4年。

无论如何，瑞典也得与时间竞赛，在黑帮暴力重创国家形象之前，及早采取有效和积极的措施应对，避免类似的犯罪情况不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