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国际化｜一方追捧、一方冷待　揭示欧、亚大学取态缘何两极

世界大学排名于过去20年来大幅改变了高等教育的生态，让无数大学管理层围绕各类有利排名的规则走，多少扭曲了大学的真正价值。近年，欧美大学在世界排名上有所下滑；与此同时，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地的亚洲大学，跻身百强的数量却显著上升。在一众亚洲大学奋起直追的同时，欧洲大学却始终对世界排名却不以为意，这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的究竟是什么？

在今年最新的QS世界大学排名中，美国麻州理工学院（MIT）排名第一，连续十年称霸，紧随其后的分别是牛津大学和史丹福大学。但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地区大学的排名表现不俗，多达25间亚洲大学跻身世界百大；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分别排11位和12位，还有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亦排17位及18位，成绩出众。

其余表现不俗的亚洲地区还有香港、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和台湾。QS排名机构指出，这与上述地区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有关。

在芸芸的亚洲地区之中，新加坡和中国是近年冒起最快的国家。新加坡是唯一一个有冠军学科的亚洲国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于石油工程排名第一，该校亦是亚洲表现最好的大学，在16个学科排名位列前十名。此外，新加坡的大学在学科排名前十名的上榜次数为23次，亦是亚洲大学中最多的，为排名第二的香港的三倍。

至于中国，54.7%的内地大学名次虽在最新的排名中有所下降，但11.8%的名次仍有提高，而内地大学上榜的次数亦创历史新高，达771次。其中，内地大学上榜数量最多的十个专业，包括有化学、材料科学、生物科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环境科学、电脑科学与信息系统、数学、电子电气工程、机械工程、航空制造、化学工程，全部均为理工学科。上榜次数最高的大学为中国农业大学，在农林专业中排全球第五。

QS发言人Jack Moran表示：“三个因素说明这些地区大学的脱颖而出。首先，国际前景（无论是在教职人员和研究关系方面）与改善表现密切相关。其次，上升的大学在十多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从政府中获得了庞大的投资，特别是在中国、俄罗斯和新加坡。第三，改善与行业的关系，与更好的就业、研究和创新成果有关。”

亚洲大学积极追逐国际排名显然有所获益。以马来西亚为例，随着当地大学的国际排名不断上升，加上土木工程、传媒学、地理学、教育学等学科跻身世界百强，配合纯英语教学的模式及相对低廉的学费，国际留学生的数目亦显著增加。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的数字，马来西亚为全球第九大留学目标国，吸引逾17万人前往求学，较2012年激增五倍。

欧洲不看重排名？

所谓“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在亚洲大学追逐国际排名的同时，欧洲地区的大学却似乎不太追逐国际排名。

这或许与欧洲大学制度有所不同有关，许多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挪威及芬兰等均未有将高等教育市场化，每年只收取低廉的学费，部份甚至是免费，不论是本地或国际学生皆一视同仁。以德国为例，当地自2014年已全面实行免费高等教育，不论是本地或其他国籍的学生，在其公立大学就读学士或硕士课程亦可豁免学费。

德国的大学并没有排名制度，学生选择大学时一般以大学的教学模式、类型、所在城市和生活指数等因素作考量。即便如此，德国仍有11间大学于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排200大以内，质素有一定保证。

邻国法国则收取每年约200欧元（约港币 1,700 元）的学费。不过，法国教育的模式与众不同。它分为两大范畴，一是全民开放的大学（université），全国约270万学生中有五分之三人入读。这些大学的学费较低廉，但予人次一级的感觉，概言之是“易入难出”，毕业率偏低。二是通过会考筛选最优秀学生的大学校（grandes écoles），入读的学生都是国内的少数精英，入学考试的资格至少需要两年的专上课程学历。至于研究范畴的工作则落在专门的公共机构。这样分散的教育体系令法国大学在世界排名中表现不佳。

还有备受青睐的北欧教育，挪威的公立大学同样免学费，只需每学期缴交300至600挪威克朗（约242至484港元）的行政费用，另外亦有以英语教授的课程。同样享负盛名的芬兰高等教育，自2017年起，非来自欧盟或欧洲经济区（EEA）的国际学生，若申请以英语教授的学士或硕士课程，每年需要缴交由4000至18000欧元不等（约33,036至148,620港元）的学费，但若申请以芬兰语或瑞典语教授的课程则免学费。

许多有意留赴欧升学的学生并非单纯以排名来决定学校，反而是根据不同国家的环境、城市、大学背景、学科、费用来选择，例如读音乐的会选择奥地利、读数学的会选法国、读酒店的会选瑞士、读哲学会选德国等；此外欧洲也有不少大学城，如德国的海德堡和弗赖堡、瑞士的洛桑、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法国的图卢兹等，也深受留学生的垂青。

虽然过去数十年来欧洲大学的公共管理开始起了变化，其中尤以经费机制的改变最受瞩目。在市场化的影响下，欧洲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由过去的政府控制模式，转而依赖市场多一点，大学政府减少干预下享有更大的财务自主性。然而，欧洲大学制度的根本不同，或许让国际排名在欧洲地区仍然较为无关轻重。

反映的是大学的底蕴…

说到底，当前全球高等学府“拚世界百大”的扭曲生态，与过去数十年的大学产业化密切相关，令大学逐渐变成过度管理的企业，以致无法充份反映出社会、国家和世界的现实教育需求。这种产业化发展的个中问题，在新冠疫情中的今天被彻底放大。

追排名一方面降低了大学的教学水平，因大学鼓励科研，大学管理层亦透过商业运作模式而非教育协作模式管理，蚕食高等教育界本来的发展，不仅牺牲了教学质素，还令人文社会学科杀科杀系、剥削教职员造就漂流教师及野鸡大学等问题。另一方面，过度依赖海外学生的情况亦令不少大学在疫情下的经营顿入困境。

最后，欧亚大学两极的发展，除了反映国际高等教育界产业化的最新趋势外，也多少揭示出追逐排名的做法并非必然。不过，这个中与两地大学的历史发展脱离不了关系，亚洲大学的建校历史相对较短，一般最长不过百余年；而欧洲数百年历史的大学却为数不少，如海德堡大学、巴黎索邦学院、比利时的天主教鲁汶大学等，培养过不少杰出的人物。

从历史来看，大学精神为欧洲大学文化的核心，大学精神往往内化为大学的操守与观念，外化为培养人的实践与大学的社会贡献。此一历史积累而成的大学精神，不会因岁月流逝而褪色，反倒随时间令底蕴更丰厚。这或许也是欧洲大学不热衷追逐排名的“底气”。

诚然，亚洲大学碍于历史相对较短，或许更需要透过追逐世界排名，来增强这些大学本身在国际范围内的“能见度”，以吸引更多海外学生前往求学。而欧洲大学的取态，则说明这些大学之所以能屹立数个世纪，首重的却是建立大学精神的核心价值。

由此看来，如何在追逐排名和建立出如欧洲大学的大学精神，从而为社会、为世界培养出真正需要的人才以及作出贡献，将会是当今高等教育界的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