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国际化︱人大退出国际排名引议　台湾“学术殖民”喟叹与反思

日前消息指中国人民大学将退出国际大学排名，而在此之前，已有南京大学宣布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以及兰州大学表示未参加过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该消息一出随即引起正反两极论辩，有看法认为此乃中国“高教自主”的体现，亦有声音认为是“与国际脱钩”的做法。未来究竟路向何方，海峡之隔的台湾也颇为关注。

内地官媒“中国新闻网”刊发分析报道，引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的说法，指过去20多年，一些中国的大学很在意国际排名，因此出现一些大学跟国外的排名机构相互勾连、进行灰色交易的现象。储朝晖认为，应该淡化排名，减少排名的功利性，减少非专业非学术因素对排名的影响；但他也强调，大学评价在大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简单拒绝的方式也不可取。

除此之外，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在《南风窗》发表文章《退出国际排名，事出有因》，从内地高校端的教研现场出发，指今日中国高校已进入了由各大国际排名机构所设置的“竞技场”，各校“在各种指挥棒下展开锦标赛，这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吕德文总结，量化管理形成了“一个强势的指挥棒”，从而带来指标泛滥、无“人”统治的系统，以及“学术殖民化”等严重弊病。他也质疑，“唯国际论”并非实事求是的做法，“西方中心”就能等同于“国际”？

一名台大教授之死的悲歌

事实上，内地高校当前由“退出国际排名”揭露出来的“国际化”争议与困境，台湾可以说是一位“过来人”。

今（2022）年2月，台湾高教领头羊台湾大学植物科学研究所一名副教授在实验室内上吊自杀，虽然没有受到媒体大篇幅报道，却在台湾学术圈引起不小的震撼。该名教师留下遗书表示因为升等压力过大，而台湾南部生科学界则发文给台大要求重视该教师自杀一事，称“教授不是用来发顶尖期刊论文的机器，更不该因未达标而成为被凌虐的对象”。

台大学者自杀的悲剧，外界可能聚焦于其个人身心状况，但究其实却突显了在“大学国际化”浪潮背后，学术工作者受数字绩效管理，以及升等重视英语期刊发表，从而延伸出来更为深层次的“学术殖民”哀歌。

从学术评鉴到大学国际化

早在2004年台湾多位学者组成工作小组，联合十几个学术社团，发起“反思台湾的（人文及社会）高教学术评鉴研讨会”，并于2005年出版《全球化与知识生产：反思台湾学术评鉴》一书。当时发起人把重点集中在台湾学界将国际期刊资料库“体制化”的方向，对此提出批评，强调学术全球化不该等于英文化、美国化、SSCI化，忧虑此做法不只可能令研究问题意识脱离在地关切，更有可能模糊了台湾的主体性，以及台湾在两岸、亚洲与全球华文研究里的位置。

然而，来自于人文社科学者的批判之声，并未挡住台湾官方鼓励并投放大量资源的“大学国际化”加速前进。先是2002年推出“推动大专院校国际化”计划，具体指标包括大专院校开设全英语学程校数及学程数，在2007年要达到22校120学程；国际论文期刊发表总数，在2004年成长10%、达到8,000篇，并在2007年成长到17%等等。

台湾教育部又于2005年推出“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原名“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以五年新台币500亿元的规模，推动“10年内至少一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大”。2017年台湾教育部再推出“高等教育深耕计划”，希望做到“落实教学创新”、“发展学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与“善尽社会责任”四项并重的目标，但其中“国际竞争”与“国际化”依旧是重中之重。

不止于此，台湾各高校为求国际排名之竞逐，也订立了校方的目标方案，除了论文发表于英语国际期刊的单篇奖励外，例如新竹清华大学于2004年公布“中长程校务发展计划”，提出“20/20愿景”，期在20年内，致力于该校跻身全世界前20名的研究型大学。又如台湾大学于2020年92周年校庆时双双进入英国高等教育调查中心（QS）与THE的百大排名，特意召开记者会宣告“九二台大、双进百大”，前校长李嗣涔期许台大在创校百年的2028年进入全球前50名，而现任校长管中闵校称“这正是我心中订下的目标”。

台湾大学国际化廿年之果

在台湾政府与高校校方热衷于以“大学国际化”之名、争取“国际排名”之实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主张应该大幅提升大学教授的待遇，并且扩大各校财源收入，才可能真的让人才留在台湾，并获得更多国际学者与学生的青睐。不过随之而来的弊端丛生，亦使得批评与反思之声不绝于耳。

台湾东华大学教授施正锋与台大教授吴珮瑛曾于2009年发表研究论文，从宏观视角指美英等位于知识中心的国家，透过全球学术分工之下的知识生产、传递，以及排序的不平等地位，形成了“学术殖民主义”，强制边陲国家的学者，集体接受在思想上的支配关系。在这套垂直分工的学术倚赖关系中，台湾学术界“也不免充当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买办，毫不腼腆地进行移植”。

而在微观层次上，许多学校为了冲排名，大量开设英语课程，招收程度参差不一的国际学生，甚至从海外延揽“高被引学者”。文科“砸钱买招牌”，而理科则出现“福特式”的论文生产模式，由实验室教授牵头，率领学生“以同一主题反复量产大同小异、创新程度低的论文”。

台湾静宜大学教育研究所终身荣誉教授黄政杰曾经于2016年发表《大学别再争排名》一文，痛心疾首地指陈以世界排名为核心的“顶大计划”，“不求稳扎稳打，只求浪得虚名，盲目迷恋世界百大或世界排名，且特别预算的大笔经费用在搞校地、建校舍、买设备”；此外，还导致了“拼国际期刊文发表数、发展论文产业、败坏学术风气和伦理、让本土学术空洞化、与社会和产业需求脱节、宰制学术自由、争夺学术资源分配权力及利益等等”严重的负面问题。

如果从结果来看，台湾这条已经走了整整20年的“大学国际化”之路，实际上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成绩？以QS为例，2021年发布的全球大学排名，台大是“唯一”进入百名内的台湾高校，可是比前（2020）年还退步了两名，从66名掉到68名。而在其他类似的大学排名中，情况大同小异，台大顶多在百名之内，难以进入前50名。

这样的“成果”，恐怕是在台湾上下“丰满的理想”之余，不难预想到的“骨感的现实”。长期关注台湾高教改革的南华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副教授周平，2016年投书媒体时即毫不避讳地言明了这个残酷事实：“近年来，小国寡民的台湾高教也开始疯排名，甚至倾全国之力，集中大量高教资源于少数大学，试图让台湾大学能挤进百大。其结果是，追得气喘吁吁，但名次在世界和亚洲层级上都算不上顶尖，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大学国际化与学术主体性

有识者也曾指出，所谓大学国际排名的机制，“操作空间很大”。台湾《天下》杂志曾报道，主因来自于这些排名机构虽会列出指标与比重，却不会公开如何计算出数字，“也成为这些机构的重要获利来源”。该报道引述了台湾几所大学研发单位的说法，指“它不告诉你，但它可以引导你”、“我们三不五时就会收到一些推销讯息，教你怎样了解排名，并提升排名”；也有不具名的台大教授表示，排名机构的网站请学者选填印象中的好大学，“但有付费的学校可能就会出现在下拉式选单，没付费的就没有，或排得较后面。”大学国际排名背后的“魔鬼”，便隐藏在这些外界难以窥知的“细节”之中。

从个别学者或学术社群发出来的反思呼声，近来也逐渐蔓延到了大学校方。以台湾知名的人文社科高校政治大学为例，该校于2021年11月4日邀请日本、德国、法国等非英语系国家大学校长，举办了“国际大学排名之省思──校长论坛”。政大校长郭明政明言“全球大学排名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机构的零和赛局”，并列出以下四大问题：

首先，排名所根据的指标，过于强调论文引用数目，不利细火慢炖的社会人文学科，且采样来自以英语发表为主的资料库，无法公平呈现非英语系国家的研究成果。 其次，评比的模式过于简化，未顾及各国国情及高教制度的差异性。 再者，“大学声誉”的评比标准亦有其改善空间，受访者的挑选过程通常不甚透明，所谓的“全球排名”变相成了知名度调查。 最后，主流排名机构实乃私人营利组织，其公正性始终为人所质疑。

尽管政大校长的发言获得其他与会校长的认同，然而该如何在如今已然占据垄断地位的国际排名体系取得平衡与自主地位，恐怕还是一条未知的迢迢之路。这个困境在东亚地区更是明显，如同台湾学者周平所言“东亚各国的世界排名狂热是否是一种向英、美文化自我殖民的集体潜意识投射呢？”这又是各地在政治上强调“主体性”时，无法回避的关键命题。

回到内地人大等几所高校退出国际排名的话题，“国际化”与“文化主体性”早已是纠缠中国高教体系多年的问题。2003年的北大改革方案，以及2014年北大设立“燕京学堂”的计划，都曾在大陆学界和舆论场开出激烈的辩论，著名学者甘阳和刘小枫等人的讨论文章事后还辑结为《北大五论》一书。此次退出国际排名所引发的争论，或可视为这场多年论战的延续和扩大，不断叩问着中国大学的理念和自我定位。

至于台湾的大学国际化前景，于今进一步受到官方力推“2030双语教育”的巨大冲击，例如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宣布将开设18个学分的全英语授课课程，亦引发本末倒置之批评。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台湾经验可资借鉴之处，或在于研究与教学失去自主性之后陷入“学术殖民”的深刻喟叹，以及主政者如何避免“拍脑袋”式决策，引领学术回归在地、多元且开放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