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俄罗斯│伊拉克、委内瑞拉前车可鉴：国际制裁只苦了老百姓？

因应当前的俄乌局势，西方多国祭出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导致大量资金和技术人才离开俄罗斯。据《华尔街日报》指出，战事经已令俄国经济萎缩10%，为苏联解体以来最差的表现。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Sergey Sobyanin）于18日更宣称，该市将有20万人面临失业风险。
回顾历史，过去伊拉克、委内瑞拉、苏丹等国家遭到国际制裁时，每每适得其反的未能阻止当下战事和事态问题，一般民众往往受害至深...

透过制裁作为惩罚手段的历史颇为悠久，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战结束后，关于通过国际组织实施制裁的辩论更是屡见不鲜。当时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即联合国前身）允许在五种情况下使用制裁，包括违反联盟盟约第十条、在战争或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联盟成员不支付仲裁裁决时、当联盟成员在未将争议提交联盟理事会或联盟大会的情况下参战时，以及当非成员与联盟成员发生战争时。

国际间早期的制裁例子，包括有1935年阿比西尼亚危机（Abyssinia Crisis）的一次，当时意大利王国入侵衣索比亚帝国，衣军迅速溃败，首都阿迪斯阿贝巴于1936年5月被意军占领，皇帝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流亡英国，最终衣索比亚帝国并入意大利王国一部份。英法为首的国际联盟因而对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惟拒绝实施两项重要措施，即禁运石油和封锁苏伊士运河。

此外，还有日本于二战期间遭遇美国、英国、中国、荷兰的“ABCD包围网”经济制裁（取名四国英文首个字母），迫使日方因而最终与美、英两国谈判。

较近年受制裁的国家亦多不胜数，包括上世纪90年代有因入侵科威特及被指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因1996年屠杀达尔富尔阿拉伯人的苏丹、涉及911恐袭的阿富汗、涉及2014至15年内战的也门，以及去年军事政变后人权问题的缅甸等。

从伊拉克到委内瑞拉　平民伤害深...

全球经历了众多的制裁个案，不难发现一个教训，就是制裁往往并非，对平民百姓的伤害很大。举例，1990年8月6日至2003年5月22日期间，伊拉克因入侵科威特而遭联合国实施全面金融和贸易禁运。制裁的最初目的是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支付赔偿，并披露和消除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以往有研究指出，制裁期间造成的营养不良、缺乏医疗用品，以及因缺乏清洁食水，导致伊拉克的疾病发生率很高，或造成该国高达50万名儿童死亡。虽然此一数字存在不少争议，但不少研究均指出制裁与大量儿童死亡个案有关。此外，制裁还导致伊拉克人均国民收入显著下降，严重影响当地民生。

另外，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研究亦发现，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8月以来实施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经已造成数万人死亡，并迅速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这当中的原因是相关制裁减少了当地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增加了疾病和死亡率。此外，制裁也导致当地石油产量急剧下降，对当地经济和平民百姓造成了巨大伤害。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金融和贸易制裁，对当地经济和人民造成毁灭性打击，并阻止该国从严重的经济萧条和恶性通货膨胀中复苏。负责该研究的经济学家 Mark Weisbrot曾表示制裁是故意破坏委国经济：“制裁剥夺了委内瑞拉人的救命药品、医疗设备、食品和其他必需品进口，根据美国和国际法以及美国签署的条约，这是非法的行为，国会应该采取行动阻止。”

还有美国长达20年对苏丹的制裁，为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据苏丹政府估算，自1997年起的制裁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400亿美元。美方的单边制裁不仅加剧粮食、能源、经济危机，伤及苏丹民生并引发新的人道后果，还导致该国通胀严重、就业机会减少、民众收入下降，为和平安全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

上述常见的国际制裁，以往不时因人道主义原因受到批评，因为它们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也可能对普通公民造成额外伤害，如美国政治学者Dursun Peksen表示，制裁会削弱目标国家的人权。还有意见认为，实施贸易限制只会伤害普通民众，而不是政府精英。

制裁解决不了问题

诚然，支持制裁的人士认为，不管制裁对一群人的影响如何，这些公民很可能已经受到政府的压迫。他们还认为，与不采取任何行动相比，制裁是最好的替代工具，而且在没有制裁的情况下，专制政权没有改革的动力。有研究指出，美国和联合国的经济制裁通过平均每年降低GDP增长3%，对目标国家的经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负面影响通常持续十年，目标国家的人均GDP总体下降达25.5%。

不过，国际社会亦有不少人反对制裁，认为制裁是促进民族主义价值观和削弱国家文化的一种方式，而且制裁的实际效果往往存疑，或难以达到政权更迭等主要目标。

英国外交官格林斯托克（Jeremy Greenstock）认为，即使制裁可能效果不大，但制裁之所以受欢迎，不是因为它有效，而是因为“若想对一国政府施加压力，没有其他事情更值得做”。比利时法学家Marc Bossuyt则认为，在非民主政体中，制裁对政治结果的影响程度存在争议，因为这些政权大多对民意的反应不那么强烈。

回到当下的俄乌战争。自战事开始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国即便经已发动强力的对俄制裁，依旧无法改变俄罗斯矢志要解决安全问题的决心。而且，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Josep Borrell）早于3月10日已表示，欧盟“对俄罗斯金融制裁能力已达极限”。

然而，尽管已到极限手段，但如今乌克兰战火仍然激烈，可见西方领头的对俄制裁不仅无法实现“俄乌停火”的目标，连带的全球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广泛危机亦只见恶化，像欧洲对俄欲实施能源制裁，却“自损三千”。更重要的是，即便中国、印度、东盟、非洲各国等均参与对俄制裁，俄罗斯平民将会深受其害，同时为未来埋下仇恨的种子。政治问题最好还是在谈判桌上解决，与其输送武器或在经济上狠下重手，倒不如务实的促成外交谈判，让战事得以早日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