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宠潮│野生动物交易线上化 香港成走私中转站（下）

被包裹在打湿的袜子里、胶带缠住四肢和躯干，一只只珍稀乌龟就这样被打包在行李箱中，从世界各地打包走私至香港，再从香港运往中国内地、马来西亚等。香港既为国际贸易中心，却同时被贴上的“野生动物走私中转站”污名。

全球范围内，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非法贸易是仅次于军火、毒品的第三大走私行业，每年走私额达500亿美元（约合4,000亿港元）。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普及，线上野生动物交易扩张，让野生动物走私活动更加猖獗。

2019年，关注亚洲地区环境可持续问题的非盈利组织ADM Capital Foundation发布报告《灭绝下的贸易》（Trading in Extinction），详细介绍了香港在国际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中持续扮演的角色。报告基于公开资料分析了2013年至2017年间全球18个国家与香港有关的107起走私案件，发现一半以上的案件中，香港是最后一个寄售港口或中转站。仅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香港当局查获了破纪录的649公吨稀有和濒危野生动物物种，涉及7000多只活体动物。

多年从事本地野生动物走私研究的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刑法和环境法专家韦凯雯（Amanda Whitfort）告诉《香港01》：“显然，随着最近几个月对进入香港的航空旅行的控制，这种情况已经大大减少。但在这些控制措施出台之前，我们有时会看到装有数百只乌龟的行李箱遭到扣押。”

由于中国内地和香港本土宠物市场对于珍稀龟类的热忱，像犁头龟、印度星龟和射纹龟这样的高价濒危龟种是常见的走私动物，除此之外，蜜袋鼯、刺猬和鹦鹉等也都在其之列。韦凯雯说：“你拥有一只非常昂贵的乌龟，而且这种乌龟在野外可能只剩下100只（举例而言）。然后你就可以对别人说，你的藏品里面有一只这种动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吹嘘的事实，这就是收藏者的其中一个目的。”

香港岭南大学研究人员曾在近年对两大线上平台（包括社交媒体、互联网论坛）以及香港最大的宠物市场上的海龟交易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监测，发现几个平台中，社交媒体上的贸易规模最大，涉及的受保护物种和卖家数量都最多。去年发布在《生物保育》（Biological Conservation）学术期刊上的这篇报告还指出，网上销售低门槛的特性，使得许多业余卖家可以参与到非法贸易中，推动了线上野生动物贸易规模扩大。

社交媒体上打击=“打地鼠”？

世界各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都在面对这一挑战。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情报部门的前特别探员Craig Tabor表示：

美国的犯罪分子可以与中国、坦桑尼亚和印尼的人实时沟通，并保持匿名。他们会使用任何可用的平台，而且他们往往调整（沟通）方法来逃避侦测，包括转换术语、使用暗语。

在中国内地，微信、淘宝和闲鱼都是暗中销售的平台，为逃避监管，商贩利用谐音字、别名等创作暗语，如用“雄牙”指代“熊牙”，用“小苏”指代“苏卡达陆龟”、用“像呀”、“白塑料”等指代“象牙”等。用国外聊天软件或阅后即焚的小众通讯软件沟通、再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甚至虚拟货币完成支付，这些手段都使得线上贸易难以扼制。

在其他地区，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和Telegram这些热门通讯程式都成为主要买卖渠道。各地动物保护组织联合上述平台进行围剿，包括删帖、在相关搜索结果设置警告等，但往往收效不大，甚至有网络专家认为，删帖的行动只是过早提醒犯罪分子其行为被发现，引发“打地鼠”现象，反而有碍执法部门搜查证据。

包裹活龟方法残忍

除了主流的电商和社交平台以外，还有大量不知名的网站聚集着异宠爱好者们。韦凯雯说，香港本地的一些研究都证实着更小众的社交网站的存在，许多买家通过这些平台进行内部交易，“这些网站的数量始终维持在数百至数千之间。”

来自异域的野生动物最终通过层层转手，最终拿到手的买家却未必了解异宠背后复杂且残酷的走私链。与以食用、药用或作标本装饰的野生动物制品不同，活体野生动物的走私难度显然更高，且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难以保证动物存活，风险成本更高。为了不在海关被扣押，走私贩往往想方设法把动物隐藏或伪装起来。

“他们会拿来一只普通袜子或长筒袜，把牠们打湿来保持一定的水分，防止龟壳变干。把乌龟放进袜子的底部后，（在袜子上端）打上结。”韦凯雯称，在包裹龟类时，为了限制牠们移动，乌龟往往还会被胶带缠住四肢和躯干。可是，温度控制、氧气不足还有饥饿等问题时常会导致龟类在运送途中死亡。

“香港机场是一个中转机场，从抵达到离开香港机场的过程很快，这也是为什么香港是野生动物走私的重大枢纽的其中一个原因。”韦凯雯表示，假设走私贩从非洲飞抵香港，再前往中国、马来西亚等地，中转时间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这样这些动物大概率就能存活，但也有很多没能生存下来。”

由于体积较小的乌龟更易于携带，走私者带来的乌龟往往都是只有不到手掌大的、幼年乌龟，这意味着这些珍稀的乌龟尚没有繁殖幼崽，因此“（失去）每一只对于保育而言都是一场噩梦”。

除了乌龟外，蜥蜴和其他爬行动物也常常被经过这样的方式带入香港境内。国际野生动物走私活动中，一些受保护的鸟类被塞进水管状的容器中、排成一排的案例也屡见不鲜。韦凯雯称，尽管香港尚未出现这类案件，但考虑到香港鸟类市场有发现从内地而来、大量受保护的鸟类，这些动物很可能也被如此走私至香港，只是未被海关截获。

越濒危越昂贵

说到底，庞大利润驱动着整个走私链条的运作。

韦凯雯指出，这些野生动物往往来自非常贫困的国家，当地的盗猎者却可能只从中“赚个一两美元”。负责带着动物过关的人也会收到一笔小额报酬，真正赚大钱的则是操控整个走私流程的人。“他们会把这些动物以八千至一万，有时甚至是两万美元的价格卖出去。”

在野生龟类爱好者之间，这些来自印度、非洲的乌龟的龟壳形态、花纹固然是吸引买家的一大要素，但真正决定价值高低的则是其珍稀程度，残余数量越少，收藏价值也越高。“很不幸的是，这些动物愈是走向灭绝，收藏家就越想要拥有它。”韦凯雯说。

执法不力

尽管野生动物走私已经成为全球最高利润的走私行业之一，但在作为走私中转站的香港，野生动物走私在去年8月才被列入《有组织和严重罪行条例》中的严重罪行，执法部门可以冻结资产、调查洗钱等相关非法活动。

韦凯雯表示，理论上说，这意味着受过相关训练的官员可以进行调查，包括对参与贸易的高层人士，甚至是来自其他国家、策划了整个走私活动的人员，而不仅仅是在香港负责“跑腿”的走私贩。“但问题是，在香港，一直以来牵头处理野生动物犯罪案件的是渔农自然护理署，而他们没有接受过培训，也没有行使有组织和严重犯罪调查权的经验，无法跟踪洗钱过程中资金的走向，不会和海关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野生动物执法专员打交道。”
韦凯雯称，渔护署向来是监管性质的机构，可以检控非法持有或销售野生动物这类案件，但在更复杂的、涉及更庞大的走私链的案件，但渔护署不具备调查能力：“我们问（保安局）为什么海关不参与这些野生动物案件。得到的答案是：因为环境部门负责与野生动物犯罪有关的政策。而且他们没有要求我们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