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权】女孩因肤色被迫长途跋涉上学　黑人律师推翻美校种族隔离

1950年代，黑人平权运动伊始展开，持续至今，黑人的平权之路似乎仍未见终点所在。让我们回顾在黑人平权历史中，一位名为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的黑人律师，如何在法庭上挑战美国种族隔离隔离政策，为有色人种争取与白人平等的权利。（以下内容节录自《真理的史诗：从创建殖民地到独立战争，从解放黑奴到民粹云起，一段历经五百年验证、淬炼的美国全史》。）

为何黑人和白人的孩子要分开上学？马歇尔如何回应法官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尖锐问题？黑人平权史上的重要一页　点击了解案件背景和法庭审议精彩金句▼▼▼

瑟古德．马歇尔一九○八年出生于巴尔的摩，父亲是名在白人度假胜地工作的管家，母亲任教于黑人学校幼儿园，他对种族界线了若指掌，就像囚犯对牢房墙壁一样熟悉，深入骨髓。马歇尔在二年级开始将自己名字写作“瑟古德”，因为这种写法比较简单。他第一次接触宪法，是因为在学校闹事受罚，被迫阅读这部法典。马歇尔后来解释道：“放学后，我们表现不好时，老师没有要我们抄黑板上的东西，而是让我们到地下室去学习宪法内容。”他仔细研读每一个字。他以为找到了打开牢房大锁的钥匙。他的父母希望他当牙医，但大学期间，他为了完成学业，在巴尔的摩与俄亥俄铁路公司打工，担任餐车服务生。毕业之后，他决定成为一名律师。他从父亲身上学会了自尊，也从两人餐桌上的争吵中，学会了如何争辩。每当他说出一些聪明的话语，他的父亲就会说：“嘿，你真聪明。”

马里兰大学从他家乘电车只需十分钟，但因为种族隔离，他无法就读该校的法学院，他转而去了霍华德大学。这样一来，他就需要乘坐种族隔离的火车，单程四十英里。一九三三年，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两年后，他成功地起诉了马里兰州，理由是该州没有为非裔美国人开设法学院，违反了最高法院一八九六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到了一九五○年，马歇尔说服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放弃对于平等设施的索求，转而反对种族隔离。

马歇尔在打赢了对马里兰州的官司后，立即开创了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法律与教育辩护基金。作为其首席律师，他在南方为数百起案件辩护，这是多年来他终结种族隔离的部分策略，他一度必须同时处理多达四百五十起案件。怀抱着挑战种族隔离的想法，他从法律学院和职业学校等高等教育开始，再从大学一路往下，直到他母亲教过的那种幼儿园。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同事放弃“平等”论点，转而支持种族融合。（平等一直是结束种族隔离的手段，但这种方式只能缓步实现目标。根据这种观点，如果各州真正实现了平等，那么继续维持种族隔离学校的成本，就会让他们破产。）

但是到了一九五○年，非裔美国人在军事和住房方面挑战了种族隔离制度，也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黑人向北方和西部展开大迁移（Great Migration），这意味着，即使在南方还有百分之八十的黑人选举权被剥夺，但在全国范围内，总还有大量的黑人男女可以投票。到了一九五○年代中期，电视对于民权诉讼向前大步迈进也提供了支持：南方的种族暴力和恐吓，在南方以外一直长期被忽视不见，但现在，他们出现在全国各地客厅的电视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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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的目标是向最高法院挑战美国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目标得到杜鲁门政府司法部的支持。马歇尔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建立相关案件档案。有几个案例最终合并到一个名为琳达．布朗（Linda Brown）的案件。琳达．布朗是个三年级学生，住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她的父亲奥利佛．布朗（Oliver L. Brown）是名焊工和兼职的牧师，他想让琳达去离家几个街区远的学校。但托皮卡的种族隔离教育系统，却将琳达分配到了一所需要长途跋涉的学校，步行外加搭公车的时间，单程就需要一个小时。奥利佛．布朗同意加入由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法律辩护基金会发起、针对托皮卡教育委员会的民事诉讼。这个案件被称为“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星期二，在进行口头辩论的前夕，马歇尔由于工作过度，身子几乎崩溃。黎明之前，人们就在最高法院大楼前排起了长长队伍，男男女女穿着冬衣，戴着帽子，裹得紧紧实实，以抵御清晨的严寒。口头辩论持续了三天。史坦利．里德（Stanley Reed）法官问马歇尔，种族隔离难道不是为了增进法律和秩序。为了立论，马歇尔早准备好要让步，他承认，在最高法院判决普莱西案时或许是如此。但“即便我们退一步说，在一八九五年是如此，”他说，“现在也没有必要了，因为人们已经长大，相互理解了。”

马歇尔在法庭上提供了一幅充满希望的美国种族关系图像。“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南方，我知道，你会在那里看到白人和有色人种孩子一起上学，然后分开并前往不同的学校，离开校园大门后，他们又玩在一起。我不懂如果他们可以一起上学，为何会发生什么麻烦？”

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问马歇尔，他所说的“平等”是什么意思。马歇尔身高六尺四寸，卷曲的黑发向后梳得光滑，细细的胡子像标点符号一样尖锐，《新闻周刊》曾描述他是“皱巴巴的一只熊”。他带着轻微的南方口音，慢条斯理地回答说：“平等就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得到同样的东西。”

七十八岁的前副检察长暨前美国驻英国大使，也就一九二四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戴维斯（John W. Davis）站在对立的一方，他强调各州的权利和判例。戴维斯是位令人生畏的对手，他已经在法庭上出场一百三十九次；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他问道：“我们联邦制度的力量和本质，不就是在地方行动就能够胜任的事情上，就交由地方自治吗？”而且，根据传统，“本法院或其他法院没有理由推翻九十年来的调查结果。”

但是，马歇尔的论述强而有力，曲折繁复，他的目标在于减轻非裔美国人肩负的历史重担。马歇尔没有援引判例来论证，而是借鉴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的做法，呈现社会科学的发现。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确立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的合宪性，引用的是“人民的习俗和传统”。马歇尔则向法庭提交了大量关于黑人子女隔离教育后果的实证研究。马歇尔告诉法庭，吉姆．克劳法是部“黑人法典”，他说，法院唯一能赞成它的理由是“认定出于某种理由，黑人比其他所有人类都低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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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正如最高法院也敏锐地意识到，结束种族隔离的论证得益于冷战所创造的条件。美国称自己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并与苏联争夺在第三世界新兴政体中的影响力，却经常发现自己因国内的种族秩序而受到指控。迦纳财政部长在访美期间，下榻于德拉瓦州的一家豪生连锁酒店（Howard Johnson’s）。他想要点柳橙汁，却被告知黑人不得进入餐厅。当海地农业部长受邀到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Biloxi）参加会议时，他被告知无法入住会议旅馆。“还有正经之人能说美国有民主吗？”海地一家报纸问道。

从孟买到马尼拉，各地报纸都报导了种族隔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回报，“黑人问题”是苏联政治宣传的主题。因此，当托皮卡一案首次提交到最高法院审理时，杜鲁门政府的司法部门敦促最高法院推翻普莱西案，部分因为法律所认可的美国种族歧视，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种族歧视为共产党政治宣传工厂提供了柴火，”司法部长詹姆斯．麦克格纳瑞（James P. McGranery）说，“即使在友邦中，这也让他们怀疑美国对民主信仰有多虔诚。”他的简报中，有两页出自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之手，他强调国内种族隔离对美国在世界各地名声造成的损害。艾奇逊的报告说道：“美国的种族歧视仍然是这届政府在处理日常外交关系时，经常感到尴尬的根源，它对我们维持对世界上自由和民主国家的道德领导，已经造成了危害。”废除种族隔离已成为国家安全问题。

当口头辩论结束时，有人偷听到戴维斯说：“我认为我们已经以五比四或者六比三获胜。”他颇能洞察大法官们的心思。当大法官在闭门会议上开始审议时，来自肯塔基州的民主党人、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Fred Vinson）劈头便指出，判例确实支持种族隔离。文森认为要废除学校的种族隔离，最好是由国会发动，而且，如果法院比民意代表更早采取行动，南方的公立学校可能会形同废除，因为种族隔离主义者宁愿关闭学校，也不愿收黑人学生。同样来自肯塔基州的史坦利．里德说，他认为当“人民大众”认定种族隔离违宪之时，结束种族隔离的时刻就会到来，但这种情况尚未发生。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与里德同调，他认为，如果法院必须对这问题做出裁决，“那代议制政府就失败了”。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长期以来是位自由派人士，但他担任大法官期间，向来坚决反对司法行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他与出身得州的汤姆．克拉克（Tom C. Clark）一样，想要拖延时间。法兰克福特曾在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法律辩护委员会任职，并于一九四八年聘请了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黑人法律助理。

但是尽管他也希望结束隔离，马歇尔却没能说服他种族隔离违宪。罗斯福任命的前哥大法学教授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认为整个事情“非常简单”：“第十四修正案禁止种族分类。”来自阿拉巴马州的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是最强烈反对种族隔离的声音，虽然他在一九二○年代曾是三K党的一员，而今他却竭尽全力想要洗清这个污点。如果当时法官们进行了一次临时投票（他们没有这样做），似乎有四人会认为种族隔离是违宪的，两个人会重申普莱西案的观点，三个人会持怀疑态度。文森担心分裂投票带来的政治后果，更担心引发大规模暴力冲突，他决定重新安排案件审理时间，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再做辩论。

然而，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文森因心脏病突发意外死亡，所有关于此案的猜测都烟消云散。此前，艾森豪曾任命他的对手、尼克森的政敌厄尔．华伦（Earl Warren）为司法部副部长，从而团结了分裂的共和党，当时艾森豪就承诺华伦，将给他最高法院中的席次。文森去世后，艾森豪任命华伦为大法官，华伦在这个职位上一任就是十六年，主导了最高法院最偏向自由派的时代。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是华伦法院处理的第一个案件。

讨论一开始，华伦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就与文森完全不同。“隔离但平等学说立基于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黑人种族比较低劣。”他这样开场。他同意马歇尔的观点，即“支持普莱西案的唯一方法”，是同意有种族较为低劣这个前提，但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黑人律师的论证证明他们并不逊色”。在前一次的会议上，已经有四名法官明确表示，他们认为种族隔离违宪，华伦又再加上一票，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其他法官继续加入，华伦的观点还是将以五比四获胜。最高法院的职员们几乎一致支持华伦的立场，除了年轻的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他在给上司杰克逊大法官的备忘录中明确表示了这一点。“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受欢迎和非人道主义的立场，我会被‘自由派’的同事痛斥。”伦奎斯特写道，“但我认为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结论是正确的，应该予以重申。”（一九七一年，尼克森将会任命伦奎斯特为大法官。）

法院原定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做出裁决。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非常不确定法院将做何决定，所以它准备了两份新闻稿，针对两种可能的结果各一份。记者们涌进了大厅。该决定已获得一致决议。那天，就连正在医院接受心脏病治疗的杰克逊法官也来了，法院如此坚定地表现出团结一心。华伦发表了他所写的意见书，内容是关于因时制宜的本质。“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退回到一八六八年，也就是修正案通过的时候，甚或是一八九六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判决的年代。”他如此坚称，“我们必须根据公共教育的全面发展，以及它目前在美国全国生活中的地位，来思考公共教育。唯有如此，才能决定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是否剥夺了这些原告受到法律平等的保障。”他赖以衡量的，不是过去的证据，而是美国学校的现状。他得出结论：“隔离的教育设施从本质上就不平等。”至少在书面上，吉姆．克劳法结束了。

书名：真理的史诗：从创建殖民地到独立战争，从解放黑奴到民粹云起，一段历经五百年验证、淬炼的美国全史

作者：Jill Lepore（吉儿．莱波尔），哈佛大学David Woods Kemper '41 美国史讲座教授

译者：冯卓健、涂丰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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