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阿拉伯之春】民主是答案？从“伊朗式民主”反思中东政治模式

中东，在地缘政治中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由地中海以东的黎凡达地区、阿拉伯半岛，以至北非的伊斯兰国家，政治、文化、宗教既有其相似性，亦有所不同。2011年初开始，一场后来被形容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席卷中东多国：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这股浪潮是对主宰中东数十年的军人政治、专制政体的冲击。在成功推翻独裁者后，这些国家都在尝试建构新的民主管治模式。九载过去，最先爆发“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民主进程最为顺利，但经济民生却没有改善；埃及经历民主选举及政变，最终又换来“民选”的军事强人专政；利比亚两大派系军阀激战多年，各国介入下会更加混乱，还是停火在望？
至近日，中东地区东端的伊朗再次成为风眼——美军击杀伊朗“第二号人物”，以至伊朗误击乌克兰客机，差点再引爆一场中东战争。过去两年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下，伊朗民间已在酝酿动荡，如今更爆发“反美”、“反政府”双重示威，反映着这个神权与民主兼备的治理模式受到考验。阿拉伯之春没有完结，也没有答案，只提供了反思，让中东国家各自摸索治理模式。

【后阿拉伯之春】系列

这一年，伊朗仿佛从未平静过来。去年中的波斯湾油轮危机、11月的反政府示威，到今年1月初伊朗将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被美军击杀、革命卫队误击乌克兰客机，引发伊朗国内多轮示威，一方面抗议美国的暗杀行动，另一面批评政府一度隐瞒击落客机的真相。有人形容特朗普政府刺杀苏莱曼尼此着，导致伊朗国内正在酝酿的“阿拉伯之春2.0”押后了。仔细察看伊朗的政治制度发展，亦有着跟其他“阿拉伯之春”国家相似的矛盾，各自摸索着合适的管治模式。

伊朗在过去大半年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继去年中因波斯湾油轮危机跟美国与沙特闹僵后，在11月中起，伊朗国内十多个城市便因调高燃油价格而触发大规模骚乱。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显示，至少300人在政府的血腥镇压中身亡。

示威平息不久，德黑兰政府很快又迎来一场外交危机。美国指控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旅”（Kataib Hezbollah）策动袭击，造成一名美国承包商死亡，于是随即反击“真主党旅”据点。

甫踏进2020年，美伊关系继续急剧升温。美军出动无人机炸死伊朗革命卫队精锐部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伊朗还击美国驻伊拉克空军基地，却错误击落一架载有176人的乌克兰国际航空（UIA）客机，德黑兰政府先否认再改口承认责任。伊朗全国民众本来在一片哀悼及反美情绪之中，但再短短数天内又重新燃点起对政府的怒火，直斥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等人撒谎。

经年示威　神权政府未倒

虽然美国与伊朗在过去四十年，基本上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然而，伊朗人这种反美及反政府的声音并无矛盾。伊朗国内外自由派、反对派的民主化诉求，以至普罗民众对政府管治不善、经济困窘的怨气一直存在。

不过，什叶派的宗教精神力量作为伊朗神权政府的统治理论根本，加上行政机构体制融入一定的民选因素，某程度上排解了部份自由派的改革声音。

相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长年在位的独裁统治，又或者诸如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君主专制国家，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发展出一套别树一帜的治理模式。伊斯兰革命后，什叶派教士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在国内实践其法基赫理论（Faqīh），创造出一套伊朗式“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

在霍梅尼多年宣导下，法基赫制度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制政体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当中，遵循政教合一、神权统治的核心。“法基赫”的意思为教法学家。法基赫理论强调国家主权，包括政府的合法性、立法权、法律的神圣性均来自真主，所以需要交给具有丰厚教法知识的智者，通过担任国家机构职务，来担当国家的监护人（guardian）。这便是现有的伊朗最高精神领袖（rahbar）的由来。

＊伊朗伊斯兰共和制政体：大致可分成法基赫系统和政府系统。法基赫作为监护系统，拥有最高无上的权力，除了凌驾于政府之上，还掌握武装部队。最高精神领袖不由民选，亦无任期限制。而政府系统则具体负责管理国家，在法基赫的监护下运作，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同时，伊朗政体具有代议政制的元素。按照宪法，伊朗设立由全民投票选出的总统和国会。不过，总统候选人需要通过由12名教士和律师组成的宪法监督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 of the Constitution）的核准。在神权体制的框架之内，加入有限度的代议制民主，最终形成了伊朗独特的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制面貌。

这种伊朗式民主，给予伊朗政府民意授权的正当性。在整个伊斯兰文化圈的大中东地区，这种政体存在和治理模式是独有的─它的构成，某程度建基于美国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通过巴列维王朝代理美国在伊朗的权力延伸后，一连串施压所造成的反馈。

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虽然受到美国为首的国际孤立、经济制裁，但伊朗在中东地区，甚至环球局势（伊朗本身的石油资源及波斯湾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固然是当中关键）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譬如对于长年经营中东势力版图的美国来说，伊朗既是不服从的坏孩子，却亦是遏制区内一强（诸如沙特）独大的对冲力量。

故此，在代议和神权合一的独特政制、以及多年来根深柢固的民族主义反美声音的拉扯之下，能够维持伊朗伊斯兰政权至今依然不倒。当然，伊朗长年受到国际社会制裁，导致的经济民生苦果，也自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致命因素。

民主能纾缓中东式政治矛盾?

观乎整个中东地区，其实可归纳出几个主要矛盾：民主与专制之争、世俗与神权之争、逊尼与什叶之争、民族矛盾（如土耳其与库尔德、犹太与阿拉伯）等。其中，世俗与神权、民主与专制的两大矛盾，几乎在所有中东国家都存在，也是阿拉伯之春的核心矛盾。

回看2011年阿拉伯之春，各国政治问题、民生诉求各有不同，但主旋律离不开追求民主、拒绝强人专制执政。埃及虽然推翻了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三十载的独裁统治，并实践了民主选举，产生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却迅速受到政变推翻，再次“选出”军人背景的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主政，如今，埃及人对于“民主”似乎各有不同的理解和期望。

改革派VS抵御派　未来是？

伊朗则是中东国家之中，较早实践民主选举的国家，透过选举和公民投票权实践“伊朗式民主”，但矛盾依然存在。最近出现的“反美”、“反政府”双重示威，尽管与阿拉伯之春的性质并不相同，但亦反映着整个中东地区的普遍难题。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教授库里（Rami G. Khouri）撰文分析，伊朗近日的连串事件带出了中东地区两个主要意识形态之争：一是质疑伊斯兰神权政府、要求民主化的“改革派”（Revolution）；二是抗拒美国、以色列等国外势力介入的“抵御派”（Resistance）。

两股力量并存多年，而近日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起了冲突，属于“抵御派”的军方以武力打压“改革派”的示威人士，库里相信，这两股力量的斗争将会主宰中东未来的命运。

阿拉伯之春爆发，正正便是伊斯兰世界的民众希望通过自我力量，探索民主、反专制的可能。然而，碍于各国的内部情况和发展步伐迥异，最终的革命结果也不尽相同：有的成功过渡民主、有的回归强人统治、也有的陷入内战深潭之中。同样值得反思的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支持着这场民主革命，然而，只是单靠民主作旗号，显然解决不了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矛盾。

上文节录自第198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20日）《阿拉伯之春　那场结局迥异的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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