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身而过的第三波学运浪潮　1968、1989后的变革之年尚待来临

历史上有些年份是“a year of significance”，例如由性革命触发的1968学运，下开新时代的社会面貌；又如席卷东欧、又称“苏东波”的1989，重写世界政治格局。
沉静多年以后，第三波学运浪潮将在何时再起？

在未有facebook、未有hashtag的年代，学生示威能够在世界各地一呼百应，本身足已叫人另眼相看。为甚么能够如此，背后反映出不同社会面对相似的处境。正如有人会说，1968年的学运浪潮沿自历史的必然轨迹。那时世界大战结束廿载，美国以霸权姿态介入越战，触发大学生广泛不满。法国沙特等icon人物主张解放殖民地，培养出大学生普遍反建制意识强烈，可谓如此一辙。

社会新时代的1968

更加不能忘记的是，在风暴核心的法国南泰尔大学，燃起整场运动的是男学生去女生宿舍探访的“权利”。他们针对大学保守而严厉的规条，要求管理层开放改革，先演变成一场学生与警方的冲突，后引发社会大规模罢课和罢工。在差不多时间，西德和美国年轻人的性革命亦愈演愈烈，造就性开放的1970年代，或是哲学家所言的“真我时代”。

不满政府抑或反抗性观念，答案或许两者皆是，甚至相辅相成。但无论如何，1968绝对堪称第一波全球学运浪潮。除了法国和西德，还有波兰反对共产政权，南斯拉夫大学生起来为工人争取公义，墨西哥学生藉反奥运的契机争取民主化等。各国的示威浪潮偶有成功，但失败的似乎更多，短期而言目标未必达成，更多人从长远角度来看，认为学运潮改变了社会文化土壤。正如法国人的示威文化，深受五月风暴所影响。

“历史终结”的1989

若说1968是第一波学运浪潮，1989就是第二浪涌至。要说明这点，没有比捷克更好的例子。1968年，他们发生由政府推动的变革，上而下地带来新风气，却招至苏联派军队镇压。这场布拉格之春令包括昆德拉在内的知识份子出走，好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逃到瑞士的主角托马斯一样。

捷克人未必想过的是，仅在21年之后变革的机会再次来临。革命浪潮由波兰和匈牙利西渐捷克，大学生成千上万在首都布格拉街头示威，无惧防暴警察镇压，最终牵头共产政府黯然下台。以一个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变天，天鹅绒革命之美誉由此而生。

同一年的中国，大学生由反官倒、反贪腐到绝食于天安门广场。不同的是天鹅绒没有发芽北京，相反出现武力镇压。一场以流血告终的大型学运，与别称“苏东波”的东欧剧变形成强烈对比。

只差一点点的2011

第一波学运带有强烈意识批判社会文化，第二波浪潮则针对专制政治，就如政治学者福山所说的走向民主体系。两个标志年份以后，经历了又二十年的沉寂，直到2011年。

那年北非和中东地区因为经济不景，一场阿拉伯之春浩浩荡荡而起，以社交媒体为传讯工具的年轻一代成为骨干，试图推翻阿拉伯国家的专制政体。与此同时，欧美社会的新一代特别是左翼亦受阿拉伯之春影响，发起占领华尔街等反资本主义、反贪婪行动。

当年很多人以为时候到了，那就是继1968和1989年后的第三次变革之年。例如《卫报》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全球示威：2011会是改变世界的一年吗？”，《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都以2011年与此前两个年份相比，展望鼓噪不安的全球会如何发展。只不过讽刺的是，在社交媒体还未普及的年代，全球学运炽烈如火，但在2011年那次反而后劲不继，未能憾动社会。第三波学运浪潮，大概就这样擦身而过。

经济批判欠坚实基础

其实在多年以来，各地不无零星学运，例如2012年香港学生反国民教育、加拿大魁北克反对学费加价、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反服贸，甚至今年的美国高中生反枪械，但没有一宗引起全球响应，演变成学运流潮。

回看三个关键年份，可以说的是要成为一场全球示威风潮，议题必须广泛，甚至上升至意识形态的层面。文化意识的批判，政治体制的变革，或者是经济结构不公。至于2011年最终不成气氛，问题或许不在于没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批判焦点——对经济不公的批判至今未息，而是没有一个有说服力、有出路的答案为学运助燃。

正如今年适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哲学家辛格（Peter Singer）在《爱尔兰时报》谈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时，大叹当今左翼没有一套实际的方案，可以推翻全球资本经济秩序，亦拿不出一个更好的经济体系来取而代之，“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未见过有说服力的答案”。

若然如此，下一场能触发共鸣、改变世界的学运浪潮，距离我们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