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学运学者：大学抗争凸显美国人以巴问题的代际差异

激烈反战示威活动持续不止，哥伦比亚大学终于在本月初宣布取消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就在不久前，原本预计迎接毕业生和家长的的中央草坪上还布满了学生示威者搭建的帐篷，警方清场后，这里只剩下一块块仿佛补丁一样的印记，以及在示威者和警察们的踩踏下渐渐变得裸秃的草地。

“这里的校长相信她能够在学期结束前终止这场示威......她想确保典礼能够正常进行。”来自纽约市立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研究学生运动的历史学者Angus Johnston告诉《香港01》记者：“校长试图把警察叫来、解决问题，但这没能成功。”

去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后，美国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持续，但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上月展开的扎营抗议活动却在全国乃至海外高校引发规模罕见的学生示威。在纽约见证了这场示威的Johnston表示，学生与校方的对抗背后，是年轻一代与老一辈之间在看待以巴问题时的根本差异。

对“从河到海”的不同理解

“从河到海，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在美国各地高校，亲巴勒斯坦示威者们在国会议员们到访校园演讲时、在警察进行清场时、在有戴着手铐的学生被带走时，都举起标语、高喊着这句口号。这是这场学生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或许也是最具争议性的标语之一。

国会众议院在4月以377对44的压倒性通过决议、谴责这一“具有反犹主义色彩的”口号；不少大学的亲巴勒斯坦学生组织因使用该标语遭到学校禁止；更有学生因高喊这一口号而被停课。在引起全国关注的众议院听证会上，哥大校长沙菲克（Nemat Minouche Shafik）虽拒绝回应这句话是否反犹，但表示它“有伤感情（hurtful）”。

Johnston表示，学生们认为该口号表达了建立平等、统一的民主巴勒斯坦国的愿望。“他们坚持认为，这并不是反犹太的愿望，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从河到海’本质上就是反犹太的.......”

在巴勒斯坦抗争史上，这句话已经被使用了许多年，但具体起源则不明。字面上来看，它指的是从东边的约旦河到西边的地中海这块领地，当中包括西岸地带以及以色列领土。

历史学家、专家和活动人士表示它有多种含义，当中一些人则称，放在大多数人在呼吁以巴停火的集会的语境来看，它表达的可能是巴勒斯坦人对解放和尊严的渴望。但在另一视角下——尤其是犹太人的视角下——在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建立巴勒斯坦国也就意味着夺取以色列的领土，是对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存在的威胁。

在Johnston看来，这种理解上的差异恰恰反应了这场学生示威背后的代际差异：“美国各代人和不同派别，对这场危机没有共同的语言或共同的理解。”

美国人对以巴问题的“巨大代沟”

但在这句古老的标语随着巴勒斯坦人漫长的抗争史流传的同时，美国人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Johnston认为：“美国的年轻人，尤其是左翼年轻人，比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更同情巴勒斯坦，对以色列也更加批判。”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纽约州马瑞斯特学院（Marist College）去年10月的一项联合民调，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美国人中，只有48%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支持以色列，而在婴儿潮一代的美国人中，这一比例高达83%。

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同年11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10月到11月之间，同情巴勒斯坦的美国选民比例从13%增至24%，当中35岁以下的受访者态度变化尤为显著，他们当中的近7成人不赞成以色列对哈马斯袭击的应对。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65岁以上的选民——三分之二的年长选民更同情以色列人、支持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更多军事援助。

Johnston表示：“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对以色列的看法，与校友、管理人员和许多政治家的看法大相迳庭，由此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而当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试图解决这种紧张关系时，反而令冲突急剧激化：“......哥伦比亚大学试图破坏他们的营地， 结果引发了对（声援巴勒斯坦）运动的新的巨大的关注。它突然不只是一个关于巴勒斯坦人困境的运动， 它不仅仅是一场关于以色列政策的运动，更成了一场关于美国学生如何被他们的学校、政客和政府所对待的运动。”

不仅仅是以巴

在Johnston看来，大学管理层处理这场示威时，除了希望在学期结束之际确保毕业典礼顺利进行，也有许多其他考量：

很多人都认为这些抗议活动可能会对民主党造成损害，也担心反犹主义和对反犹的盲从，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发挥作用。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大学管理者认为，他们能在这场运动蔓延前镇压，但却显然没能吸取上世纪60至70年代学生运动的教训。

“美国曾经在1968年至1970年间四次发生警察试图镇压抗议活动、最终导致抗议者死亡的事件：1968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立学院、1969年在伯克利、1970年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共有10名学生、抗议者和旁观者被警察杀害。一些管理者和政治家看到这一切，他们问，事情会如何收场？我们不能继续杀害我们的孩子。”

在当年那场声势浩荡的学生运动下，学校管理者们意识到，每当他们试图强制执行学校规定、镇压示威，就会出现反弹。到了70年代，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许多学校都出台了政策，试图规定大学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请警察介入。但这没能阻止这次示威当中许多学校报警、引发更严重的冲突。

Johnston表示，示威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到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学生们会重来。而当年那次经过了10人死亡才得到的教训，Johnston担心：“人们会等到出现更多死亡后才能再度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