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婉颖Mimi Tang：从九龙城寨到Kering亚太区掌舵人
行内人都知道邓婉颖（Mimi Tang）这名字。假如你不认识她，让我先写一点她的威水史：1970年由基层售货员做起，2012年获《福布斯》选为全球时尚界25位最具影响力华人之一，2014年离开Kering集团，时任亚太区行政总裁，管理旗下品牌包括Gucci、Bottega Veneta和Yves Saint Laurent等。
少年得志到瞒著家人失业
如今怎样看来都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女强人，她却形容自己年少时只是个读书不成的白日梦女孩，“我在九龙城寨长大，那是三不管的恶劣地带，如七十二家房客般的环境，所以我自小希望赚多些钱，改善生活。我读书成绩很差，不是考H便是G。我常说笑，因为读书时代甚么都没放进脑，所以出来工作后反而有很多记忆空间。第一份工是1970年在机场免税店当售货员，虽然我当时英文不好，但客人以日本人居多，我反而学会用日文去招呼客人。当售货员，只要勤力，生意便会好，我很快成为店内top sales，两年后升了做主管，我问经理为何会升店内最年轻、仅19岁的我，他说原因是我肯做、可靠又不会埋怨。为甚么要埋怨呢？好又一餐不好又一餐，无论如何都已经比原先环境好。”这份工她一做15年，之后她加入Joyce跟随时装女王Joyce Ma工作10年，获益良多，加深了对高级时装市场的认识。
1996年她加盟HPL-21担任行政副总裁，由零开始建立亚洲市场，代理Donna Karan、DKNY和Armani Exchange等国际品牌，首两年生意很好，可惜之后遇上她事业一大低潮。“1998年，亚太区经济不景，生意不理想，公司要重整架构，一直辞退员工，直到辞了公司三份一同事，我跟新加坡老板说，我给你一个名字，之后你不要再问我取10个名字了，他很愕然，我后来跟他说：‘我的手上有别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也可能在别人手里。’这份工我做了三年，是我做过最短的一份。当时我已工作了28年，没有感到徬徨，不用担心财政，但心态上很难过渡，我由本来很忙碌，到要瞒著家里我失业了，每天外出10小时假装上班，这是我最吃力的人生经历。没有事情是没有遗憾的，只能说焉知非福，那时我开始不想再替亚洲人打工，幸运地期间有很多面试机会，当中包括Gucci。”
公司一直辞退员工，我跟老板说，我给你一个名字，之后你不要再问我取10个名字了。我由本来很忙碌，到要瞒著家里我失业了，每天外出10小时假装上班，这是我最吃力的人生经历。
16年半后从Gucci功成身退
“Gucci联络我说要聘请我，但那时我已答应加入一家本地公司，所以拒绝了其邀请，但品牌给我时间再三考虑，最终我才改选了Gucci这个国际品牌。由1998年至2014年底，我在Gucci一共工作了16年半，是我四份工当中最长的一份。”随亚太区市场发展，她由最初Gucci一个品牌的中国及香港董事总经理，到离职时已是Kering集团亚太区行政总裁，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但她本人的努力亦不容抹杀。“我只睡六小时，即使出差也不会有时差问题，因为我以前要负责14个地区的生意，又要去欧洲买货和开会，最忙的日子有七成时间在出差，甚至试过去伦敦开会都是早机到，同日晚机返。相比别人工作45年，我可能多做了三份一事情。”
我问自己，难道真的要病的时候才停下来？现在也许是时候知难而退，兼功成身退。
眼前的她仍充满活力，甚么促使她退下来？“最初加入公司时，我只管理Gucci一个品牌，后来变成Gucci集团，之后PPR即现时的Kering集团入股，但初时只是投资者，没有参与营运，至后来PPR把Gucci集团也取消了，由Mr. Pinault直接管辖，我们开设了Kering Asia Division而我是Head of Division，我不用再直接管理品牌和赚蚀，那几年对我来说是不同的学习，比较轻松，但又觉得失去了做零售的动力。与此同时，我家里的助手病了，医生原本说她可以多活一年，后来她活多了四年。我问自己，难道真的要病的时候才停下来？疾病不分年纪，不知道甚么时候会来，又或者遇上甚么意外，这些都是不能控制的，令我不禁思索是否要改变人生。”
“我庆幸能把公司品牌如Gucci与Yves Saint Laurent，在知名度不高的时候推广到中国，我自己有进步，也不能再求甚么，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有新的外国管理层来，我觉得没必要跟30多岁的鬼佬比较，因为大家思维不同，他们从外国来可能只逗留五年，所以十分拼搏，只看短线。中国人比较念旧，我在人事管理方面是以人为主，不是以数字为主。现在也许是时候知难而退，兼功成身退。”
现在许多品牌在短时间内转变许多事。高层与设计师不停在换，有些CEO只做五年、三年，甚至一年已被‘郁咗’。
市场改变使品牌也要随之应变，她侃侃而谈：“以前Mr. Armani可以维持很多年，现在许多品牌在短时间内转变许多事。每个品牌都面对循环，有高有低，例如Yves Saint Laurent的‘Yves’便减了又加回来。高层与设计师不停在换，有些CEO只做五年、三年，甚至一年已被‘郁咗’。Bottega Veneta在三年半内换了三位CEO；有人问我如何看Hugo Boss换新CEO，我说我不宜评论；Gucci换了设计师和CEO，我很高兴品牌能获得成功；Versace也换CEO与设计师；Burberry以前由一位美国女士当CEO，后来由设计师身兼两职，现在又要找人当CEO；Coach最近则购入Kate Spade……作为局外人去看，心情很轻松，很有趣。”
虽自称局外人，她仍心系零售业，例如提起fast fashion，她说她也会去Zara和H&M，主要原因是想试他们的服务，然后又分享及大赞她在利舞台Muji和时代广场马莎的购物体验。“即使脱离了行业，我仍真心希望服务业可以做得更好。”她又寄语年轻人要懂得接受失败，最紧要是重新站起来，“大陆机会的确较多，但如今香港人怨气太重，未能改善自己情况，只会令自己更不开心，与其问别人为何过得好，不如去想自己还可以改善甚么。你见我如今生活环境不错，但我住得细时你不知，也许你不用45年，只要20年便能有更好的成长。”
作为事业女性，你不能赢得一切，必定有输，像我便输了婚姻，但没办法，以前要身兼数职，当好妈妈、好媳妇、好主管和好自己。
我保存了不少signature piece，如1980年代的Romeo Gigli服装，虽然现在穿不下，但仍是一个回忆，代表那个人生阶段。
她从衣帽间拿出几件衣服如数家珍，每件看来都十分簇新，但原来全都有著相当历史，当中一件Tom Ford年代的Yves Saint Laurent兽纹外套，在她口中已是“较新”的一件（Tom Ford于1999至2004年间任职品牌），另外还有一件保存了接近30年的Giorgio Armani外套，她笑说：“不过那时我穿36码，如今要穿46码。另外我还保存了不少signature piece，如1980年代的Romeo Gigli服装，虽然现在穿不下，但仍是一个回忆，代表那个人生阶段。我希望购物是一种emotional buying，是有意思的。”她又试穿了一件Bottega Veneta黑色外套，“这件已经买了八、九年，原本在店里卖不出去，因为又长又阔又挺身，但却很适合我。以往我要代表品牌，现在退下来则可以穿得简单随意些。我大概不会再买国际品牌服装，因为没有需要，衣橱里的已经够好。”不求拥有最新、最多，更在乎是否适合当下的自己，能否符合长远需要，相信正是Mimi管理衣橱、公司以至人生的态度。
摄影：Michelle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