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谈太宰治｜从人间失格自杀直视生死　三次选择水死背后的原因

【艺文编按】太宰治是日本无赖派小说家，以其充满颓废孤寂的《人间失格》而闻名。他一生曾五次自尽，当中有三次选择“水死”。到底在太宰治多次自尽背后，隐藏了什么生死精神理念？台湾作家杨照跟大家一一娓娓道来。

樱花精神

依照本居宣长的诠释脉络，我们清楚看出荻生徂徕其实有两面──作为儒学学者的一面，以及作为近松门左卫门戏迷粉丝的一面。荻生徂徕自己没有区分这两面，但本居宣长却刻意凸显这两面有著不同的来历。儒学、理学来自中国，欣赏、沉迷于《曾根崎心中》的那一面却是来自于“皇国古道”。

“皇国古道”是本居宣长的用语，特别强调其日本的本土性，和外来的儒学、理学切割开来，进一步要主张：日本人不应该是儒学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应该回头理解并恢复自身的“皇国古道”。

用来彰显并示范“皇国古道”最重要的文本，当然是《源氏物语》。因而本居宣长花了很大力气对《源氏物语》进行研究解读，在借由解决荻生徂徕的两面性过程中，他实质上将“心中”擡高到“皇国古道”的核心元素，区别日本人和中国人感情结构差异的关键成分。

日本人、日本文化有“心中”，而中国人、中国社会里没有这种强烈的情感与相应的行为。于是特定的“心中”、“相对死”这种死亡的形式在日本得到了特殊的、正面的地位。自杀也因而随著在日本价值观中不是完全阴暗、罪恶、可怕的事，在文化与感情结构上得到了不同的安放，平衡、甚至压过了原本对于自杀的负面态度。

从传统美学到武士道再到日本的现代哲学，都给予樱花格外重要的象征地位。要了解樱花的意义，一种方式是拿来和“椿”（ツバキ），也就是茶花对照。在日本的植物景观中茶花和樱花同样普遍，两种植物开花时间前后相接并有重叠，但在文化观念中，两种花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

茶花会一直结在树上，从成苞到绽放到枯萎。京都有一个春天赏茶花的景点，很少有观光客，因为赏茶花的时节观光客都挤去看樱花了，而且观光客不会知道这里的茶花有什么特殊之处。在京福线上的鹿王院茶花盛开时，特别悉心处理，使得放眼望去，树上的每朵花都是丰美的，绝对不会见到发黄变色的。茶花开放时很美，但接著会有很长时间挂在枝上逐渐枯萎，那就非但不美，而且是引人不快的景象。

茶花会公开地老去，像是苟活的老人显露著老态，一直撑著，到最后才咚的一声沉重落地，一点都不优雅。所以鹿王院要将稍微开始显露枯萎现象的茶花就处理掉，才成就了那么特别的茶花道与茶花园。

樱花完全不同。樱花是开到最绚丽的一刻，然后开始飘落，一瓣一瓣维持著美好的颜色随风离枝，形成了同样华丽的“吹雪”景象。很自然地，樱花象征的是那样不要等到老去出现丑态，在年华正好时就离开人间，给人留下同等绚丽印象的生命。

樱花天生开到极盛便飘落，人的生命却不是如此。要模仿樱花，成就樱花式的美学，那就不可能排除在年轻时自己选择结束生命，以坚强的意志拒绝老去，终止生命的老化过程。樱花美学与樱花哲学因而必然会对日本文化的死亡观念产生根本的影响。

“共同体”与“义理”

日本的岛屿地理条件决定了在历史的发展上，小型散居的聚落成为主体，不容易形成较大的群体。小聚落意味著人与人之间有著紧密的互动关系，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则来予以规范。日文中将community翻译为“共同体”，反映了他们社群生活的浓厚“共同性”。一个小聚落就是一个“共同体”，其中的成员被视为是高度同质性的，有著同样的行为模式，有著共同的感情反应。而管辖行为模式与感情反应的，是“义理”，或“人情义理”。

紧密的“共同体”中，个人没有太大的自由，也没有发展异质个性的空间。群体“义理”衍生出种种社会机制彼此加强对于个人的规范。日本有远比中国发达的地方性传说、神话，每个村落有自己的神社，有相应的传说、神话来将成员包纳进来，更有相关的民俗仪式反复确认彼此的人际连结。

推荐大家可以看一部漫画，也曾经在日本改编成电视剧，但漫画的内容比电视剧更丰富些，那是星野之宣的《宗像教授异考录》。宗像教授是一个大热天都要披著大斗篷，高头大马光头的民族学教授，到日本各地去考察传说与民间宗教，常常走一走不小心掉到一个坑里，从里面挖掘出一份日本民俗的重要知识。

读《宗像教授异考录》最容易具体感受到，一直到今天，即使经历了长期西化、现代化的洗礼，日本的传统民间风俗、礼仪的资源与力量，都还持续在发挥社会作用。其中一项作用，也就是维护“义理”，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放入严格的框架中。

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必然有集体规范与个体意志的冲突，在日本被视为“理”与“情”之间的紧张。当“情”与“理”不相容时，大部分的人会选择遵从“理”，按照集体的“义理”行事，但有少数人在更强烈的情感驱使下，对于“情”的坚持超过了“理”，相反地选择了要彻底忠于自己的心，在严密的“义理”笼罩下，他们没有可以离开“义理”活著的空间，于是只能和感情的对象，那“相对者”携手“相对死”，如此完成了“心中”──贯彻自己内心的感情愿望。

在这样的文化价值观中，“心中”背后必然有“情”与“理”的冲突，因而描写“心中”事件的重点，就是凸显这份无法解决的冲突。像是在开启“心中”意识的《曾根崎心中》戏剧中，明白铺陈了多重的冲突。第一重是德兵卫对继母的家庭责任；第二重是继母替他安排答应下来的婚姻约束；第三重是他去借钱产生的还钱承诺；还有第四重，是他认定和九平次之间的朋友关系。德兵卫被重重的“义理”责任绑得动弹不得，所以要实现对はつ（阿初）的感情，最终只能诉诸于极端的“心中”手段。

作者：杨照
出版社：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2-07

顺道一提，はつ这个名字有特殊象征意义。以前台北开过好几家叫做“初”的酒廊，一看招牌就知道是特别招待日本客人的。“初”在日语中的发音是はつ，为什么要将“游女”命名为“初”，将有女性陪酒的地方命名为“初”？

那是“初心”、“初衷”的“初”，意思是这家店里的女性都像《曾根崎心中》剧里的女主角一样，身为“游女”却一直保持著天真浪漫的“初心”，仍然相信爱情，仍然以清纯的态度来对待人，不会变成敷衍客人的老油条。

“赖活”不如“好死”

“理”与“情”的冲突无法解决，人保有感情、忠于那样一份没有被世故磨灭的自尊，唯一的方式只剩下“心中”。因而“心中”在此取得了和武士道中切腹自杀一项共同重点，那就是以死明志保护自己的尊严。切腹自杀换得尊严的方式，是刻意选择一般人无法忍受、不敢选择的最痛苦过程；“心中”换得尊严的方式则是找到了“相对死”，表示这份感情是真切的，不是一厢情愿，不是个人厌世，一般人要自杀不可能找得到另外一个人愿意陪著，藉著两个人的共同行动保证了这样的死亡有其非常价值──面对“义理”世界，当我丧失在这里存在的资格时，有另一个人能够体会、能够证明我的“情”的真实性。

无论从外在“义理”标准看，我的生命如何不堪，如果得到了显现自我忠于心、忠于感情的机会，我就能从“相对死”中得到救赎，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也得到了别人得不到的终极爱情。

如此整理“心中”殉情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深厚意涵，我们可以更精确地分辨，一些对于太宰治及其作品的通俗看法，是不是值得我们接受、相信。

最简单、常见的一种看法，认为太宰治很年轻时，才二十岁，就和一个咖啡店的侍女相约殉情，结果女方死了，太宰治却活下来，真是无赖、不堪。再下一次殉情事件，又是太宰治活了，女人死了，而且在事件调查中发现，女人身体里有残余的镇静剂，合理的推测是太宰治劝女方吃了安眠药自己却没吃，难怪将两人绑住的衣带松开后，太宰治可以从海中游回来，女人则淹死了。这同样是无赖、不堪的行为。

然而我们应该将这样的事件，《人间失格》中描述的，以及太宰治自身亲历的，放入日本传统“心中”背景中，重新理解、重新诠释。

小说中写得很明白，这对男女是在各自都走到人生最不堪的落魄谷底时相遇的。两人在一起的动机，从来都不是爱情，毋宁比较接近是互相取暖。女人对男人说：“床头金尽你就不露面了，不需要如此，作为女人，我也可以养你。”男人山穷水尽到这种地步。但女人这边也没有好到哪里。小说中的形容是：她连陪酒时都全身散发著一种落拓、败破的气味，让人家不想靠近她。她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自觉。

而她还赖活著，因为没有自杀的勇气，直到这个境遇比她还糟的男人出现。男人糟到让她提议来养他，男人还不要接受她的供养。于是两个人在这个“义理”世界中保有尊严的最后方式，是彼此可以形成“相对死”，可以不必再忍受生之痛苦，还可以不必孤伶伶的自杀，向世人证明，或更真切的是欺骗世人，自己至少还有爱情，还有可生可死的爱情走到生命尽头。

终于有了“好死”的理由，不用再“赖活”下去了，所以由女人提议，男人答应了，两人一起到镰仓去。

“水死”与“切腹”

并不是两个人感情多深，也不是这个世界有什么巨大的力量阻碍他们的爱情，让他们到镰仓去投海。

还应该进一步了解的，是他们选择的自杀手段在日语中叫做“水死”，关键在于这个“水”字，其意义来自净土宗佛教信念。净土宗也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中国的净土宗虽然信众不少，但在佛教各宗派中地位不高。因为净土宗强调念佛诵经的重要性，主张随时念佛、经常诵经就能在死后前往净土极乐世界。不像在中国高度发展的其他宗派，如华严、天台或禅宗有精妙的教义，有吸引知识阶层的理论探究，所以比较是在一般庶民间流传，后来往往还和道教合流。

传入日本之后，净土宗也因教义简单，重视仪式高过教理，而得到了众多信徒，并更容易和日本传统神道并存、甚至结合，成了佛教的一支主流派别。在日本，净土宗特别突出离去“秽世”的种种法门。“净土”对应“秽世”，从“秽世”通往“净土”需要有洗净清洁的过程。而水，在现实上、在象征层次上，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洗净手段。

在多山多河川又靠海的岛屿环境，日本文化本来就和水很亲近，净土宗的信仰随而更擡高了水的地位与作用。太宰治三次“心中”都是选择“水死”，让生命殒灭在河里，背后的意念是要两个人绑在一起，彼此携手，透过水的清洁作用，去到另一个世界，那是洗除了现实污秽的净土。

大江健三郎晚期的作品中，有一部小说就叫做《水死》，书名绝对不能翻译成“淹死”或“溺毙”，必须保留日文中的专门名词及其背后的强烈信仰意味，我们才能理解大江健三郎如何描写父亲“水死”的过程，来对传统日本信仰，尤其是天皇信仰进行严厉批判。

很长一段时间中，“水死”是日本庶民自杀时的首选。日本幕府时代初期的武士，例如在《平家物语》中所记录的，也都还是以“水死”方式自杀。不过到后来，武士产生了新的阶层意识，发明了切腹的仪式，那是特别彰显武士地位的一种死法，庶民没有资格模仿。倒过来，武士也不可以“心中”，因为武士只能有一个绝对的效忠对象，将他的“忠”从主公转移到任何一个女人身上，对武士来说都是耻辱的行为，不可以有，更不可能张扬。

在日本的“义理”世界中，作为一个人而活著，也就是具备“人间条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而是牵涉到历史传统的复杂问题，在现代情境中得不到容易单纯答案，这是太宰治写《人间失格》的文化背景。

（本文获麦田出版授权转载，标题为编辑撰写。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

作者简介︱杨照，本名李明骏，一九六三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曾任《明日报》总主笔、远流出版公司编辑部制作总监、台北艺术大学兼任讲师、《新新闻》周报总编辑、总主笔、副社长等职；现为“新汇流基金会”董事长，News98电台“一点照新闻”、BRAVO FM91.3电台“阅读音乐”、公共电视“人间相对论”节目主持人，并固定在“诚品讲堂”、“敏隆讲堂”、“趋势讲堂”及“天下文化人文空间”开设长期课程。担任麦田“幡”书系策画人，选书并主编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别具代表性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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