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何方．一】警棍盾牌下 清拆户流落收容中心中转屋寻安稳
一年前拜访徐伟志，正好传出石篱中转屋清拆的消息。还记得当时访问的尾段，他提到太太曾连番追问往后的打算，他只轻轻挤出一道苦笑说：“报学校、几时拆……她所问的事，我统统都不知道。”一年过去，大女儿正读小学，小女儿也预备上幼稚园，徐伟志以为可暂喘一口气时，却再度传出清拆。
与一年前有别，这次的消息并非“只闻楼梯响”——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远辉今年8月提到，石篱中转屋只能保存至2022年，居民可迁至屯门宝田中转屋。虽然徐伟志一家前路总算明朗起来，但拆除市区唯一的中转屋，将居民迁入新界，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徐伟志四年前因政府清拆寮屋，辗转来到石篱；如今他再次面对同样的处境，仿佛多年来只是在原地打转。
(此为【清拆户逃离记】系列之一)
摄影：吴钟坤
走进石篱邨，一栋栋橙橙绿绿的公屋之间，两座灰白色的长形公屋更为显眼。下车后途经石安楼、石泰楼，每栋公屋都“有名有姓”，唯独这两座仅以数字为名——凡此种种像是提醒我们，这两座旧物与周边格格不入。50多年楼龄的石篱邨10座及11座，自1996年改为中转屋用途。在其他人眼中，它们早就应改建为公屋；但包括徐伟志在内的578个住户却视这里为救命索。
33岁的徐伟志一家四口于中转屋居住了近四年，房子没有任何装潢，带有裂纹的墙身仍然是石灰白色；层架上有玩具、杂物，还放有不少女儿的相片；家里最多的是四桶胶柜，放满两个女儿的杂物。环境虽然残旧，徐伟志依然打理得井井有条，只因眼前这一切皆得来不易。
‘其实万五蚊都几好使呀，你悭啲都可以租到出面’
面对清拆 求助无援
徐伟志入住中转屋前，与太太在城门水塘附近的寮屋居住。然而，已获登记的寮屋仍属非法建筑物，难道没有想过随时会被政府清拆吗？徐伟志轻叹了一声。他说：“要住在那边是没得选择，我们根本难以负担市值租金。”他在荃湾梨木树邨长大，婚后为了方便照顾长期病患的父母，希望在同区租住㓥房；但100多呎单位的月租达3,900元，而400多呎的寮屋月租只需2,000多元。他衡量过开支后，决定于寮屋居住。徐伟志所住的寮屋由铁皮搭成，每日要走半小时山路才能到车站，蛇虫鼠蚁更是家中常客。家里环境欠佳，但至少与邻居关系紧密，互相照应，对当时的他来说不失为一个安身之所。但一张告示的出现，令徐伟志变得像在海里的浮木，前进后退只能随波逐流，不由自主。
2013年6月27日，地政署于城门水塘一带的寮屋贴出通告，指该处是非法建筑物，23户寮屋居民须于一个月后搬走。家园面临清拆，但政府从未派员讲解安置程序或提供协助，徐伟志及邻居当下唯有自救。他曾致电给社会福利署，希望能延长清拆期，好让他们有足够时间另觅新屋，但职员的回复至今仍教他气愤难平。“他问我‘揾几钱一个月’，我话‘万五蚊’，他说三人家庭收入要一万蚊左右，才可以帮到你。我问‘点解要咁做？’，他解释说‘这样才可以帮你申请综援’。”徐伟志无奈地笑了一声，续说：“他还说‘其实万五蚊都几好使呀，你悭啲都可以租到出面’。那次之后，我不会再找社会福利署的人帮手。”
社会福利署、区议员的回复毫无帮助，徐伟志与街坊只能自己四出打听消息，“有街坊的朋友住天台屋，他说清拆之后可入住中转屋；但我发现并非一定有得住，所以都是没有结果。
被视为暴徒的居民
清拆当日，20多个防暴警察手持盾牌下车，他们一边用棍敲打着盾牌，一边冲进各人家中，地政署及房屋署职员随后到屋内登记人口。徐伟志当时吓至目瞪口呆，因为他从未想过搬迁会遭遇如此下场。“没有任何人交代过情况，只叫我们执走贵重物品，不能够太多。”几件衣物、女儿的日用品，一家三口的家当全都放进红白蓝胶袋。有街坊试图向职员弄清楚状况，但遭防暴警察大声吆喝，“有人会同你交代㗎啦！你问咩啫？”亦有街坊耳语，商量到底要不要“赖死唔走”，但徐伟志着他们看看防暴警察的装备，低声地说：“你谂吓打一棍几伤，执嘢啦。”
在得悉清拆期后的一个月内，街坊开过多次会议商讨对策，但缺乏带领下，很多议题均无疾而终。最后，他们唯有顺应政府的安排，走上押送犯人的“猪笼车”，抵达屯门宝田收容中心。
由通知、清拆到送往收容中心，徐伟志在每个阶段都希望得到清晰的资讯，好让他能够有时间寻找新家，安排返工返学的地点，可是他们从头到尾也活像一头头送往屠宰场的牲口，不断有人赶着赶着，但从来不知道要赶去哪儿。
房署卸责 社署“食花生”
中转房屋政策规定，住户须于临时收容中心入住三个月及通过“无家可归评审”，并证明符合公屋申请资格，房屋署才会安排他们入住新界中转房屋。徐伟志至今仍然记得，当天步出“猪笼车”后，第一次看到收容中心的感觉。“整个人呆了几秒，心想：‘㓥房都冇咁差㖞。’”宝田收容中心位于宝田邨地下，分为男、女及家庭三种宿位。通道两旁放有多张碌架床，床板有些发霉、弯曲，徐伟志只是铺了一条毛巾便睡，女儿每晚则要妈妈抱着入睡。房间只得风扇，分隔床位的木板却不及顶，能轻易听到隔篱床位的对话。“第一晚瞓唔着，其实是连续几晚都瞓唔到，个脑不停谂之后会点，去到第四晚终于太累才瞓到。”
在收容中心暂住期间，徐伟志于青衣工作，每天他要花上一个多小时坐车，车费是以往的一倍。交通成本倍增，徐伟志唯有放工后再到梨木树的父母家吃晚饭，节省开支。每天来往宝田、青衣、梨木树，教徐伟志心力交瘁的，并非只是生活成本增加，而是他对三个月后的生活一无所知。
“房屋署与社署互相推卸责任。我们要求社署社工介入，房署才能开case（档案），但社署职员说要房署转介个案，他们才能开case（档案），成件事都九唔搭八。”
以现时的政策规定，只有符合资格的申请者，才会被安排入住新界中转房屋，而市区的则需要经过社会福利署转介，“情绪负担好重，因为当时未知有冇得住石篱，这已经影响到整个生活——女儿报幼稚园交不交留位费？我又要不要转工呢？自己会不断谂，而老婆、父母、街坊又会不断问你点算，压力就会更加大。”
徐伟志的社交圈子主要在荃湾、葵青区，当时的立法会议员梁耀宗及社工协助他们跟房屋署磋商，申请入住石篱中转屋，然而这又是一场漫长的苦战。“房屋署与社署互相推卸责任。我们要求社署社工介入，房署才能开case（档案），但社署职员说要房署转介个案，他们才能开case（档案），成件事都九唔搭八。”单是开档案，徐伟志与两个部门拉锯了三个月，最终才获约见房屋署的高级经理，完成申请的首个程序。“社署由头到尾都觉得唔关自己事，喺度食花生睇戏。”
不被重视的声音
社署开档案后，接下来还得递交文件、家访，徐伟志说之后的程序尚算顺利；等待了一个多月，就能入住石篱。他感叹：“搬番来石篱我终于知道，原来一个熟悉的环境，对情绪、生活系咁大影响，个心会安定好多，安居之所就系咁解。”可是，这份安定随着黄远辉透露石篱中转屋只能保存至2022年，意味他们有机会再搬回屯门宝田中转屋而消散。于徐伟志而言，这并非仅仅由石篱搬家至屯门，而是再要经历一次四年前的无助。“政府开会或者有任何消息，居民都是不能参与，我们也是看报纸才知道会拆。”跟当年清拆寮屋的情况一样，居民往往处于被动的位置，徐伟志的声音没人听到。“政府说市区中转屋没有价值，但我们住在这里，已经是它的价值；我们并非要上公屋或再起中转屋，但市区会否有旧空置单位作过渡房屋？”
访问到尾声，徐伟志的两个女儿放学回来，家中顿时被一阵欢笑嬉闹声掩盖；他也不再苦笑，终于露出欢悦的笑容，跟女儿逗着玩。“看着她们，让我想起有位街坊的爸爸，十几年前因为家里有事，也暂住过这里；我在想如果两个女将来屋企有什么意外，这里拆掉后，真系可能冇得住或者生活得好辛苦——这也是我为何仍要争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