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党｜简政放权　激发活力

“简政放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内地用词。它是内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一句口号，主要是针对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而采取的一系列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的举措。后来“简政放权”一词被用来泛指政府减少行政干预，下放审批权限，把不该管也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务交由市场与社会来处理，以调动市场与民间力量参与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譬如 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2014 年 3 月时任总理李克强就在当年召开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将“简政放权”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切入点。

来稿作者：周小稞

很多人会问，在香港提“简政放权”有没有搞错？香港一直以来可都是全球最为自由的经济体。虽然最近几年香港的排名已落在新加坡之后而屈居第二，但事实上两者的评分差距之小（菲莎研究所最新的评分：新加坡的8.56 vs 香港的8.55），更应该算得上是“并驾齐驱”。而香港政府一直以来也以“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为荣，港英时期就奉“自由放任”政策和“积极不干预”政策为圭臬，回归以后也继续秉持“大市场、小政府”理念。但问题是，香港政府真的是人们以为的“小政府”吗？香港政府在香港的经济活动中真的是“小角色”吗？

在菲莎研究所的自由经济体评价体系中，政府规模、法律与产权、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与监管是五大类占比相同的指标。香港在政府规模方面的得分是全球十大最自由经济体中最高的，而从公共开支占GDP比重来看，香港也是十大最自由经济体中偏低的。不过，相较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经济体 40%左右的占比，香港的占比虽然只有30%左右，但却明显高出新加坡的15%。而在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中，香港的这一比重更仅次于日本的44%和内地的33%。

考虑到日本与内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强势地位，两地公共开支的高占比不难理解，但同为最自由的经济体且有著极为相似发展路径的香港与新加坡何以在公共开支上有著如此大的差异？以香港2022/23财政年度和新加坡2023/24财政年度为例，香港用于医卫方面的开支占GDP比为5.5%，新加坡为2.5%；香港用于社福方面的开支占比为4.0%，新加坡为0.6%；香港用于教育方面的开支占比为3.8%，新加坡为 1.9%。这些差异也与两地在公务人员与公职人员规模上的差距不谋而合。香港有17万余名公务员，正好是新加坡的两倍；加上各类资助机构后的公职人员规模估计超过40万，更接近新加坡的三倍。

与内地看齐的公共开支占比以及庞大的公职人员规模，按照新加坡的标准，香港政府已非大家想象的“小政府”，也非香港经济活动中的“小角色”。造成这一差异的具体原因可以列出很多，但核心的一条就是在服务业居绝对主导地位的香港，政府已俨然成为主导性乃至垄断性的服务供应商。譬如说教育，原本投入多样化的教育体系在政府庞大资助下逐渐沦为“清一色”，各类民间办学团体基本上不再投入任何资源。譬如说医卫，虽然香港医疗体系公私并存，但90%以上的住院服务与30%以上的门诊服务由医管局提供，绝大部分的医疗开支由政府埋单。譬如说社福，各类慈善团体原本在社会救济方面投入了不小的资源，但现在沦为社福服务的执行方，而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政府的拨款。最后就是土地与房屋，政府作为土地资源的最主要持份者，通过对土地供应与开发的一系列强监管，限制了土地的充分供应，擡高了地价与土地财政收入，但也因此不得不兴建相当数量的公屋以舒缓社会矛盾，让政府成为香港最大的地产开发商。

当人们关注内地的“国进民退”现象时，香港其实早已有了自己的“国进民退”，只是因为它发生在一系列政府理应扮演合理角色的公共服务领域而未受到大家的留意，而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英美等国家更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化了这一趋势。但香港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大包大揽”其危害性正日益显现。一方面，刚性增⾧的公共服务开支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让政府的财政预算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垄断性的服务供应商，不仅因为缺乏竞争与监督而效率低下，而且因为挤压或限制民间力量的参与而让市场丧失了活力与动力，大量的机构与组织依靠“寻租”获取最大收益，创新意识不再，利益阶层固化，社会趋于停滞。

回顾内地四十五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简政放权”、释放市场与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力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无独有偶，上世纪八十年代英美两国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领导下也实施了一系列去监管、削福利、减税收、私有化等“简政放权”措施，重新激活了当时正日暮西山的英美经济。当下的香港也亟需这样一场“简政放权”，亟需采取一系列松绑与鼓励措施，引入民间力量，引入竞争势力，打破利益僵局，激发各方活力，即便有一时间的纷乱，也好过⾧时间的沉寂。

“简政放权”并不意味著特区政府可以“消极无为”，恰恰相反，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特区政府更需要“积极有为”。也就是说，该管的、管得好的地方，特区政府要当仁不让地坚决管起来；不该管的、管不好的地方，特区政府要果断退出，并设立有效的监督与激励机制，以确保最具竞争力的民间力量有机会向社会提供最具性价比的服务。“简政放权”与“积极有为”的有效结合，体现了“自由经济加强势政府”的撒切尔主义精髓，也是新加坡与内地持续成功的关键，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必由之路。

作者周小稞是紫荆党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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