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阎小骏对话．一｜《香港治与乱》发表十年：香港乱后怎样治好？

“若果香港社会能从历史遗留下来的特殊集体心态中慢慢走出来，走出狭小的‘我城’、放眼更广大的天地，能以平常心、平等心和同理心与中国的主体社会相互凝视守望，就一定会发现香港的未来其实阳光明媚。同时，在治港‘新常态’中，北京也应该对香港的发展与转变报以足够的耐心、拿出足够的胸襟，以‘命运共同体’的姿态努力帮助香港顺利完成自身的调适和转型，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二十一世纪的成功提供最坚实的政治保障。”——2015年8月31日，经历占领行动之后的香港陷入一种虚无和迷惘，来港多年的香港大学政治学教授阎小骏发表《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像》一书，尝试为香港指点迷津，可惜香港背道而驰。
十年过去，香港正好经历了“由乱到治”的变化，如今正在走向“由治及兴”的路上。面对过去累积的种种问题——主权体认的困难、国族认同的歧异、社群心理的扭曲、经济体量的鸿沟、互信基础的缺失、权力关系的异化、外国势力的涉入、未来前景的晦暗、央港关系失衡等等——有人消极以对，也有人泰然处之。阎小骏则充满信心，并且就此与《香港01》进行深度对话，给出了他对于香港如何在“一国”和“两制”、“共性”和“特性”、“打压”和“开放”、“守正”和“改革”、“民主”和“治理”、“民族化”和“国际化”等等方面寻求最佳平衡的最新思考。
以下是对话实录之一。

香港01：您在2015年发表著作《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像》，剖析京港政治信任的困局，尝试为“自说自话”的香港政局提个醒；10年过去，香港正好经历了您所预言的巨大变化（注：他曾提醒，如若香港社会听任甚至纵容“港独”势力进一步发展和蔓延，其结果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健康发展必然具有极大的潜在杀伤力，甚至有可能会断送香港特区的政治未来）。在这个时间节点回望过去10年的香港变局，您认为今天的香港还有没有阅读或重读《香港治与乱》的价值？

阎小骏：过去10年我们所有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感同身受，香港的变化非常明显。2015年和现在香港，明显进入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在第一个阶段，是“由乱到治”的变化；而现在则是第二个阶段，是“由治到兴”的变化。

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起当年邓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的远景目标，即实现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个目标有两个方面：繁荣和稳定。在“由乱到治”的阶段，需要解决“保持香港长期稳定”的问题；而“由治到兴”的现在，要解决“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的问题。

如何保持香港长期繁荣？这与我在发表《香港治与乱》之后两年，出版的另一本研究中国政治的著作《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相关。我提出了我的理论困惑。我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时，我的老师之一是亨廷顿教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amuel Huntington）。他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理论：不是所有好的东西都会同时到来。经济现代化、经济发展是好东西，而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也是好东西；但亨廷顿认为，对一个国家或者政治体而言，这两个东西不可能同时发生。在他看来，经济发展、经济腾飞、经济现代化带来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基础的剧烈变化，而这种剧烈变化就是不稳定。

我在2015年撰写《香港治与乱》时，还没有更深入地体会到当年邓小平提出“长期繁荣稳定”目标的难度之大——它要破解亨廷顿的悖论——繁荣和稳定不可能同时到来，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或政体，很难实现政治稳定。两年后，我尝试在《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解释：为何我国能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同时实现经济发展的快速腾飞和政治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两个中国故事是两个奇迹，而非一个奇迹。

因此，我在思考香港现在面临的问题时，我看到香港在“由乱到治”的阶段，已经解决了“长期稳定”的问题，而接下来的“由治到兴”阶段，就要解决“长期繁荣”的问题。因为当下“一国两制”的发展进程，正是沿着邓小平先生当年提出的构想前进，正在逐渐接近“长期繁荣稳定”的目标。可以说，香港过去10年经历的变局，也就是从“由乱到治”走到“由治到兴”的这两个阶段，这种变化既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

香港01：您当年在《香港治与乱》中提到，“自话自话”是香港政局的独特景观，而不同派别的共通点则是对于北京治港政策的隔阂，使得京港之间长期存在“鸡同鸭讲”的沟通失灵；那么，如今您又会怎样形容香港政局的景观和京港沟通的情况？今天香港的政治局势是否不存在自说自话？或者说香港与北京之间是否同声同气？京港双方更加懂得对方了吗？

阎小骏：我曾在文章中形容，“一国两制”的逻辑起点是“制度可共存”和“文明可共生”。“一国两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包容性”。何谓“包容性”？简单来说，就是无论你是讲普通话、广东话还是上海话，不同话语的使用者都可以在香港共冶一炉，实现1+1>2的过程。

当香港已经从“由乱到治”进入“由治到兴”的阶段，它主要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在不断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我希望香港能够更多地体现中华民族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共性。尤其是在迈向“由治到兴”的当下、在实现“长期繁荣稳定”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共性问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去发挥两制的空间，才能让香港的繁荣稳定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发挥特殊作用。

这也是我当年在《香港治与乱》中提到“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是根本，有了根本之后，才有“两制”繁荣的前提，而“两制”只有在“一国”的基础才可以发挥作用。我当年也指出，“一国”的底线越巩固，“两制”的空间越能充分发展。经过“由乱到治”的过程，“一国”的底线已经巩固得非常好了，我们也要继续维护；而接下来是“由治到兴”，全社会应该共同探讨，如何在“一国”已经巩固的前提之下发挥“两制”优势，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香港01：根据我们的观察，今天整个治港群体都更积极学习中央领导谈话，也很勤于在不同的场合引用领导语录。从这个角度看，相对于“由乱到治”之前的阶段，香港和北京之间的沟通好像是个好了。这是否达到您刚才所说的“共性”？对其是否有了更好的呈现？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种“同声同气”只是处于初步阶段，香港还需要深入认识北京、深刻掌握论述内涵，再落实到具体施政当中，而不能当成口号喊喊就算，不能走向形式主义。那么，您是否也观察到这种现象？在您看来，如今的京港沟通又处于怎样的阶段？

阎小骏：在政治沟通中，所涉及的是“共同话语”与“特殊话语”的关系问题，而这也是哲学中关于“共性”与“特性”的关系问题。因为“共性”寓于不同的“特性”中，“特性”也是“共性”具有更好文化特点的表达，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既辩证又统一。

我刚才说，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发展大局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共性”。那么，这种“共性”如何适应香港的社会历史发展和生活方式，也就是香港的“特性”？“共性”在适应香港文化特殊场域的过程中，应该让这种“特性”得到适当的表达。

从我国的政治话语来看，比如“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共性”和“特性”的统一。“现代化”是全球不同国家和文化人民共同享有的价值观，我们都希望“现代化”。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提“中国式现代化”？因为“现代化”需要在中国的情景中得到具有“特性”的表达。我认为，“一国两制”之所以从“制度可共存、文明可共生”的基点逻辑起点开始，就是因为它解决的是“共性”和“特性”在现实政治中如何融通的过程。

香港01：您刚才提到，“共性”和“特性”之间是既辩证又统一的关系。但在现阶段的“一国两制”在港实践过程中，或者说在香港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发展大局的进程中，似乎有不少人将两者看成是“二选一”的对立关系，甚至担心一旦太过于集中表现“共性”，便会失去“特性”的表达。从积极的角度看，香港正在学习探索如何在“共性”和“特性”之间寻找更好平衡，所以摆来摆去也是正常。您如何理解这个现象？

阎小骏：我从2022年1月开始在报章发表一系列关于香港的文章，将对于香港的最新思考写出来供大家参考。香港若想在“由乱到兴”的新阶段保持长期的繁荣和稳定，必须有适应香港特色、本地文化特点和社会心理状态的共性表达——这点非常重要。

我本人在香港工作了16年，对香港所具有的特殊性有深刻的体认和感知。香港的许多特点，包括生活方式、开放性、自由度、开放度、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香港社会之间守望相助、友爱互助的文化特点，既是共性也是特性。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如果香港失去了原有的长期生活方式的特性，就不是“一国两制”发展的最佳路径。

实际上，在“一国两制”实践中，“生活方式”这个词是从1980年代开始提出的，我们国家领导人一直在提倡香港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点非常重要。而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活方式”最早是在1920年代提出的概念，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生活方式是一个人的特质，是一个人在应对社会新的不同变化中，自己制定的方式的总和。如果香港在应对时代变化方面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我们就需要长期坚持；并且实事证明这种方式非常能够识辨、求变，以及在变中奋进，我们就应该珍视这个方式。

我也在不同文章中提到香港本身具有一些“有形”和“无形”的系统。自开埠的100年以来，通过这种有形和无形的系统，为城市发展繁荣以及在社会和历史发展中勇立潮头提供了支撑，体现了一种现代文明，我们应该守护和珍视这种支撑力量。

香港01：您认为香港从开埠到殖民时期，形成自己的独特方式。但过去也有论者批评，尽管大家都认同香港方式是“接近于西方，有别于内地”，却没有一种专属于香港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大家很容易感受到“香港像什么”、“香港不像什么”，却说不出“香港是什么”。直到回归之后，专属于“中国香港”的主体性，也没有被更好地界定和建立。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而您刚才所提到的香港特性，具体而言又是怎样的？

阎小骏：香港的特性正是制度和文明的融通点。我常说，香港的文化既是“一脉相承”又是“八面来风”——它是东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从文化本体本质来讲，这是世界上少有能在文化上高度交融的地方——这是值得珍视的特性，也是香港的“金字招牌”所在。如果制度和文明可以共存，香港就是最好的制度和文明互鉴的地方。这是香港的第一个特性。

第二点是香港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南大门，也是世界与中国交往的一个窗口。从20世纪到21世纪，香港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地缘政治变化的新发展格局之下，香港的开放属性和融合特性，将会使得它在世界上具有特殊地位，也会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当前我们需要珍视香港这种特殊意义和价值所在。我也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同，如果香港没有这种特色，“一国两制”就会失去价值，或者香港对于国家也会失去价值。关键问题就在于：香港如何理解自己的特性。在我看来，香港之所以能够认为是制度共存、文明共生的融合点，是因为我们有底气，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背后是世界上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位置的大国。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甚至现在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的悠久博大的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作为基石。因此，当我们站在舞台上面对世界时，我们会更有底气。

我反复提到，香港文化的“一脉相承”和“八面来风”，是“一国两制”在港实践不可或缺的特性。“一脉相承”是中华文脉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基石和底气，“八面来风”则为我们提供了特性和空间。我认为这两者需要密切结合，以便“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