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在职女性占54.8% 香港实应设立性别友善劳工法例

日前香港再度获选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不过，居于香港的人都知道，香港的劳工福利政策极为落后。最低工资、标准工时商讨多年，仍进度缓慢，更遑论香港在职妇女的权益。当我们仍停留在“增加员工福利＝减低利润”的思维时，根据调查机构Fairgodboss近期针对跨国企业的研究报告指出，为人熟悉的Facebook、Google等公司获取为“性别友善”的企业之一，致力为公司的女员工提供各种保障。女性占香港劳动人口的大部份，可是在缺乏保障的情况下，工作与事业对女性来说彷如势不两立：为数不少的女性在结婚或生育后，因为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援，无法不离开职场，全职照顾家庭及小孩。然而长年离开工作岗位不单让女性容易陷入回归职场融入社会的困境，宏观而言也不利香港的整体发展。

缺乏保障成不少女性的枷锁

现时，香港女性占约本地劳动人口的一半，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但不少在职女性却因为缺乏保障，使得她们需要在家庭与事业中二选一。根据政府统计处在2016年发表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统计数字》(以下简称统计数字)，香港在过去三十年间，因为人口老化，整体劳动人口数字下降，由1986年的65.1%，下降至2015年的61.2%。但同时间，因为女性的整体教育水平上升，而社会对女性投身工作的观念有所改变，女性劳动人口比例却反而上升：由1986年的48.9%，上升至2015年的54.8%。女性在维持香港经济繁荣方面，实在功不可没。

可是报告亦显示，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最高集中于 25 至 29 岁的年龄组别，30岁后，其劳动人口却大幅下降约10%。个中原因，跟香港普遍工作工时长，许多年轻夫妻没有足够经济条件聘请家佣，社会亦受传统观念影响，普遍要求相夫教子的工作由女性负责，使得女性需要投放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在此情况下，在15岁以上没有工作的女性群组中，有40.3%女性因打理家务而无法加入劳动市场，所占百分比大大高于男性（1.8%）。

离开职场易使女性朝不夕保

每当有女同事辞掉工作回归家庭，一般人的想像多是“过少奶奶的生活”。现实却是当女性长时间离开职场后，他日要重投工作岗位，却半点都不容易。长时间离开职场使她们在心理层面上需要时间重新适应；求职时，在一般雇主眼中，她们亦比起同龄且一直在全职工作的人，竞争力较低。这些女性若一旦离婚，更会容易跌入经济上失去依靠的困境，而不少单亲且需要照顾孩子的女性，在赚取收入与照顾小孩之间，更难两者兼顾，使得许多单亲妈妈因而得继续从事兼职工作，甚或领取综援。统计数字亦显示，本港女性领取各类援助的人数一般都较男性多，在2015年，女性综援受助人共有194,921人，男性占169,925人，而在“单亲”个案中，性别差距最为明显。

香港女性与男性选择从事兼职工作的比率更是9：5水平。兼职工作不利事业发展，收入亦相对低微，难以储蓄，亦不缺乏足够的员工福利，退休生活难以得到保障。种种因素，都令女性容易陷入经济无法自主独立的困境之中，也增加社会的负担。

Facebook、Google都推性别友善政策 福利与收益非你死我亡

直至现在，每当提及改善本港的劳工福利时，不少人都以“会减少收入”、“削弱竞争力”、“令中小企倒闭”等为理由而反对。但国际上其实不少国家与环球企业都致力于推动企业环保、性别友善等员工福利——这些企业当中又有不少老板在近年成功晋身全球首富行列。

根据调查机构Fairgodboss针对跨国企业的研究报告指出，Facebook、Google成为10家最“友善女性”的企业之一。排第一位的Facebook，CEO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更在女儿出生后，放了两个月侍产假去照顾太太及女儿；他更身同感受地体谅公司员工，让全球Facebook全职男性雇员可在婴儿出生的首年，享有4个月有薪侍产假及约3.1万港元新生婴儿补助金。另外，几乎人人每天都会使用的Google在报告中排第10名。Google近年投放大量资源，建立名为“Made with Code”的行动，培养更多女性投身科研行业。而根据福布斯2017年全球富豪排行榜，朱克伯格名列全球富豪第5名、Google始创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则排名第12，比起香港首富李嘉诚更前（第32名），可见性别友善的员工权益与企业收益并非你死我亡的对立关系。

新一届特区政府应著手推动以顺应社会大势

Google推动女性友善政策的原因是发现公司有17%员工是女性，而且大多非从事主要程式撰写的工作，所以决定投放资源保障女性。背后不单视女性为同样重要的生产者，同时将员工视为人，体谅女性员工所面对的生活困难，提供支援。

香港虽然在近日发表的《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连续第二年获评选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然而此等计算方式只包括冷冰冰的数字，计算准则中的“经济表现”、“政府效率”、“营商效率”及“基础建设”四项虽然都是重要的竞争力因素，却漠视了近年国际间出现许多提倡企业要肩付“社会责任”的声音，在做生意盈利的同时，亦鼓吹环保友善，减低地球的伤害，同时又为员工提供更人性化的工作环境。这种价值观在年轻的千禧世代之间更被广泛接受与认同，后者无论在消费或求职层面上，都更倾向支持那些提倡“社会责任”的企业。反过来，那些拥抱“社会责任”的机构，又因为这些做法令员工的归属感更强，提高生产力，也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职，实是双赢的方向。

Facebook及Google等跨国大企业的漂亮业绩虽然不一定直接和女性友善政策有关，但两家大机构都致力推动女性友善工作环境，也可见利润和支持女性友善并不一定对立。反观本港，虽然多个不同立场的政党都提倡政府要立法推动性别友善劳工权益，如讨论多年的提高男性侍产假与有薪分娩日数，以及要求政府增加各区托儿院数目，但进展缓慢；而候任特首林郑乙娥在政纲中虽然亦提出要“更有效释放妇女和年长人士的劳动力，纾缓行业人手不足情况”，却没有为在职妇女所面对的困难提出具体政策，实是漠视香港在职女性无法兼顾家庭与事业的困难，同时也小觑了失去经济能力对女性可能造成的伤害。

政府未有打算订立任何性别友善政策，既违背了近年对女性及弱势社群“赋权”的世界大势所趋，更令人觉得林郑即使身为在职女性亦无法体会到女性的困境，缺乏人性化的考虑。新一届政府将于7月1日上任，林郑若有决心提倡改变，实应著手研究相关政府，进一步改善在职女性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