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该如何参与“一带一路”？｜专家有话说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10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2023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10周年，《香港01》获授权刊载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参会专家代表、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对“一带一路”各个范畴的见解和分析。一共分成四篇发布，本文为第四篇。

撰文：梁海明

对于香港在一带一路的角色，其根本在于，香港可以凭借特殊优势，做好教育、国际组织、经贸和清真产业等领域，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作用，并从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挖掘机遇，以此发展香港经济，巩固和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以下分教育、国际组织、经贸和清真产业四个范畴作讨论。

一、在教育方面，香港可以发挥以下作用。

贸易全球化有益于世，教育贸易化也蔚然成风。若能将发展教育服务贸易业作为香港未来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突破口，不但可为香港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也能推动香港向前发展，更有利于为香港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和更多的外国资金前来香港。

近年来，环球高等教育出口贸易已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不仅可以为接受国、地区每年带来逾300亿美元直接的经济效益，还能带动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并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在教育服务贸易中的跨境消费中，由于留学生在接受国、地区境内不仅消费教育服务，其缴纳的学费和住宿费还有助于改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更有助于进一步拉动当地住房、交通、日常生活需求等消费市场。

而且，除了留学生本人的消费支出之外，其家人在留学生入学陪送，就读期间探望和毕业时参加典礼，甚至有的家庭在接受国、地区购置房产以陪读，以上所列支出规模至少为留学费用的20%左右，足以促进其他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增加大量的就业岗位。由此可见，国际教育已愈来愈成为名符其实的新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

作为国际大都会的香港，不仅有多家全球著名的大学，而且普遍是用英语教学，如果可以进一步扩大香港本大学生招收国际学生的比例，以及通过中国驻外领事馆多做宣传，相信能吸引众多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学生前来就读，以此在教育服务贸易中获益。

而且，香港发展教育服务贸易，不仅是香港本地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因为发展教育服务贸易，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可以向全球各国推广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和中华优秀文化，教育所特有的渗透作用，有助于中华文化、中国价值观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并有可能进而获得世界话语权与主导权。例如美国，曾凭以其教育体系来培育全世界最好的学生而成为二十世纪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论大小，其人才储备基本均来源于国民的情况下，美国却可以从全球数十亿的人口中招募人才，从而获得巨大的发展，主导了当今世界经济、金融等体系。

因此，大力发展教育服务贸易，欢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人才前往香港就学，实际上是一箭双雕的行为。除了获得经济收益之外，还能为香港的发展带来更多各类型的人才和推动香港经济发展。

有经济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平均每增加1%，可为这个城市的GDP带来0.54%的增长。因为这些流动人才不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其专业能力，除了能给城市带来技术、智慧和先进生产工具外，还能立刻进入劳动市场，开始生产和消费，给当地经济带来潜在增长，所有当地市民长期都能享受到经济整体增长所带来的利益。

譬如，纽约之所以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是因为在纽约华尔街工作的人才和外劳，不仅来自纽约当地，也来自美国各州，更来自世界各地。又譬如，邻近香港的深圳，创科产业十分发达，是因为他们的人才和劳动力不仅来自深圳本地，也来自广东省，乃至全中国的优秀人才。

通过上面的事例可以看到，香港未来要推动经济发展，除了本地优秀人才和劳动力之外，也要吸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学生前来就读和工作，以此共同为香港的未来去打拼。因此，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应进一步考虑吸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人才来港读书、工作。香港要在“一带一路”成为推动者和创新者，特区政府应考虑开放“一带一路”人才赴港的读书、工作签证，利用香港较为优质的文化、居住环境，在香港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更多招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学生、政府官员、商界人士前来香港就读本科、硕士、博士以及EMBA和MBA等课程。

我深信，香港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服务贸易，大量招收包括“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学生前来留学，无论是香港的发展，还是“一带一路”建设、乃至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毫无疑问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值得全力推进发展。

二、在国际组织领域，香港可发挥以下作用。

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和国际金融中心，有技巧地、灵活地吸引国际组织落户香港，将香港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组织中心。

日本是拥有最多的国际组织总部的亚洲国家。日本外务省数据显示，进驻日本的政府国际组织已超过39个，非政府国际组织更高达约400个，大部分国际组织均选址在东京。而欧洲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也是国际组织总部集中之地，欧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选址于此。

作为国际组织的集中之地，东京和布鲁塞尔平均一两天就召开一场国际会议和密集的政界交流活动，极大提高了两地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东京、布鲁塞尔之所以能够大量吸引国际组织，主要采取了为国际组织进驻提供最优惠待遇，把吸引国际组织作为城市发展长期战略，为国际组织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保障，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国际组织进驻，为国际组织长期雇员及家属提供良好的医疗和教育资源等措施。

虽然上述措施需要当地政府付出不菲，但也为所在国政府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收益。以日本为例，作为全球9个国际组织的最大金主，日本官员曾出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国际海关组织秘书长，以及国际海事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国际能源署等重要机构的最高官员职务，为日本政府在国际事务上的长袖善舞、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立下汗马之功。同时，进驻日本东京、比利时布鲁塞尔两地的各类国际机构常驻人员和家属人员超过10万人，亦为两地带来可观的收入和就业，并推动两地的经济发展。

由上可见，国际组织总部对所在的国家、城市影响深远，不仅可助推东道国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可为提升该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城市的转型升级。对此，要继续保持独特地位和作用的香港，不妨参考借鉴东京、布鲁塞尔的做法，可考虑在西九文化区和北部都会区划出发展土地，作为国际组织的办公场所，以此吸引更多国际组织进驻。

而且，大量吸引国际组织进驻香港，可以同时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作用。

一方面，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国际化的城市，拥有良好的配套设施和政策，完善的法律、财务制度，以及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有利于形成了良性的国际组织“生态环境”。推动国际组织进驻香港，不仅有利于带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国际交流，也能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此举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金融、金融话语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掌握国际金融话语权更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在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如二战后，西方国家便先后创建和主导了5个国际金融组织，分别是世界银行、欧洲重建发展银行、拉美发展银行、非洲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未来香港若能协助国家吸引更多国际性金融、经济组织进驻，以及考虑创建更多的国际金融、经济组织，既能抓住地缘经济的新机遇，又能把握住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绿色金融迅速发展的趋势，通过国际组织为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以此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和提升在国际组织的设置议程、议事决策的影响力，同时也能为香港的相关产业带来发展，巩固和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获得修改和完善国际组织游戏规则的权力，是一个世界强国的标配，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香港如能吸引更多国际组织进驻，既能继续保持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更能协助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制定，并非是中西模式之争，而是以中国的发展经验、智慧，对现有国际秩序作出有益的补充。

三、在经贸领域，香港未来可进一步发挥以下作用。

1、设立镶嵌性自主的时空集团

作为国际自由港、国际贸易中心的香港，过去数十年在“走出去”、“走进去”和“走上去”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资源和成功的国际经营经验。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有机结合香港的资源和经验，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内地企业增加境外直接投资、开拓海外市场、扩大产品输出、消化过剩产能及突破贸易障碍等国际化进程，为政策的全面、成功落实奠定坚实基础。

因此，可结合香港资源和经验，促成跨界、跨境的“时空集团”推动中国内地企业进一步“走出去”。

过去香港企业在“走出去”历程中，也曾遭遇与上述内地企业相似挑战，部分企业也有过如香港雅佳公司收购外国制造企业“胜家”后运营不善导致破产的失败教训，但更多的是如和黄、利丰等大企业、香港陆氏实业、运年表业集团等众多中小企业的成功案例。

许多香港企业“走出去”之所以成功，除了企业决策者本身拥有国际视野，具有制定与实践海外投资战略的丰富经验外，更多的是借助香港由政府、半官方机构和各大商会组成的“三位一体”、群策共生的力量，避免单打独斗。

香港实质奉行的是“有导向的自由贸易”主义，由政府引导经济和企业发展大方向；半官方机构如贸易发展局、生产力促进局等扮演“探射灯”角色，集中力量于国际贸易协商和市场拓展；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工业总会等各大商会，则弥补政府部门和半官方机构不足，通过分析研讨会、实地调研考察等方式，为会员提供新兴市场详尽的投资指南，以及提供包括会员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有关金融、基建、商贸等各方面的具体需求的服务。

香港这套“镶嵌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的机制运行多年，官方和民间协调互动（镶嵌性）的合作行之有效，欧美许多国家，还有日本等地区也有类似机制。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之下，国家有关部门也可以考虑借鉴这套机制。针对“一带一路”中某些重点的国家、产业和项目，可考虑在香港组建一个或多个“时空集团”（time-space envelope）。

所谓“时空集团”是着重地区性合作的跨界、跨境的合作组织，过去二十年来被用以概况东南亚地区和欧盟中部分国家的合作模式。“一带一路”下的“时空集团”，可由中国内地、香港特区的相关官方部门、半官方机构、银行、基金和商会等组成，三地相关民营企业共同参与的一个战略网络和投资平台。这种方式除了能够在生产要素进行互补、加强分工之外，还可互相连接、互相协调和互通有无，以此推动中国内地企业更加顺利“走出去”。

在具体操作中，一方面“时空集团”的参与者可在香港成立针对特定国家、产业和项目的专项海外投资基金或投资机构，通过中国内地参与者自身的资源，结合港澳地区熟悉国际市场规则、具有丰富国际投资经验、讯息发达等对外投资的先发优势。除了可以用“香港元素”淡化国家色彩外，也有助于解决中国内地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不大了解国际市场规则、跨国语言和文化差异等问题，以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具体操作的规范性，以及降低投资风险。

另一方面，未来“时空集团”的中国内地企业参与者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与者，除了可在“丝绸之路基金”和“内保外贷”、“跨境融资”等平台进行融资外，还可通过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香港在整个“一路一带”辐射的区域均具有显著的金融比较优势，完全可以打造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融资的另一主渠道，为中小企业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与此同时，作为国际风险投资中心的香港，还能为中国内地中小企业提供国际标准的金融、设计、市场和后勤服务，并可协助这些企业引进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甚至是战略投资合作伙伴，以此加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融资能力和投资运营能力。

2、创建符合国际标准投资机制

其二，可结合香港资源和经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际化、高标准的投资及后续服务机制，推动中国内地企业深入境外市场，真正“走进去”。

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由于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产业结构相似，双方贸易竞争较强，中国过剩产能进入这些国家较为困难。加上欧美日的跨国企业对投资沿线国家兴致勃勃，中国企业又遭遇强劲竞争对手。在过去的经验中，部分沿线国家政府更迭后，甚至轻易推翻与中国企业签订的合同。

面对上述挑战，一方面，建议中国内地企业可联合具备一流国际服务水平的港澳企业共同走出去，除了投资于基建等“硬件”外，更为沿线国家提供高标准、高效益、高附加值的服务“软件”，让沿线国家依赖、离不开中国企业的投资，欢迎中国企业的投资。

具体而言，例如中国在对沿线国家进行高铁铁路、机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时，可联同香港的港铁公司、机管局、港口营运商和澳门的休闲旅游业经营者共同“走进去”。

虽然香港企业并不擅长修大型基础设施，但在运营、服务上却有各自的独到经验。香港港铁公司在车站管理、车站设计的便利性上有口皆碑，其车站上盖的房地产综合发展的模式更让港铁成为全球极少数盈利的公共交通系统。香港机管局在机场设计、航班管理和高效运作等服务的模式也早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作为国际航运中心，香港的港口运营商在码头建设、航运调配和国际物流方面，澳门的休闲旅游业经营者在城市整体旅游规划方面，都拥有丰富经验，甚至比欧美日国家的同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加上，香港这些机构多有和中国内地长期合作的成功经验，因此三方可以通过强强联合，共同“走进去”沿线国家，除为这些国家修建基础设施服务之外，还提供高质量、超国际水平的配套服务，为所在国创建高效率、高经济收益和达国际水平的基础设施和休闲旅游设施。这除了可令投资所在国食髓知味，不会轻易放弃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外，也能在建设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中凸显中国特色，创造出具国际一流水平的“中国标准”，在与欧美日的跨国企业展开竞争中不处下风，让中国企业不但可以“走出去”，还能真正“走进去”。

另一方面，一般香港企业在“走进去”投资国时，较少有合同被无故撕毁的遭遇。这是由于香港作为开放、成熟和国际化的城市，除在政治、法律、经济、市场等领域都与国际接轨外，还拥有大量国际一流的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人才，可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专业风险评估和法律保障。港澳企业大多也非常遵守专业化原则，对外投资均采用符合当前国际标准的模式。

因此，在对外投资新机制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国家有关部门可邀请香港更多参与对外投资机制的设计和规划，摒除部分中国内地企业采用依靠“人际关系”、黑箱作业等的对外投资手法，借鉴香港机构和企业经验，与所在国政府在国际法律体系之上建立透明、可信任的专业化、正常化对外投资合作模式，创建行之有效，符合甚至超过国际标准的对外投资新机制。

3、设传媒机构研究所宣扬理念

其三，可利用香港资源和经验，设立传媒机构和研究所长期阐发、宣传“一带一路”的理念，推动中国内地企业进一步“走上去”。

众多香港企业的对外投资，之所以能够成功“走出去”、“走进去”，而且还能提升地位“走上去”，被投资所在国视为本土企业，一大重要因素就是擅长与投资所在国的政府、媒体和公众打交道，有清晰的投资理念，更树立了正面、良好、负责任的形象，为自身赢得相当友善的投资环境。

这正是不少中国内地企业所欠缺的，尤其是不少沿线国家对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政策存有较多疑惑。因此，建议中国内地可在港澳地区设立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传媒机构、研究院，以及鼓励和资助内地机构在香港设立智库总部和建立智库分库，宣扬“一带一路”政策理念，为中国内地企业“走上去”营造有利环境。

在香港设立传媒机构方面，香港是国际传媒机构的亚太总部所在地，国际传媒人才济济。国家有关部门可结合香港的有关机构，可以考虑在香港成立全新的传媒机构，通过全面聘请在香港的国际一流传媒人才，以中国的视角通过国际语言和国际化视野，排除西方语系、西方话语权的干扰，向沿线国家宣扬“一带一路”和平发展、经济互融和互信包容的理念，消除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政策的疑虑和接纳、参与推动“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

在香港设立研究院方面，建议内地有关部门和大学与香港的大学合作，通过香港地区的国际化、专业化等优势和便利条件，以及淡化国家、政治色彩。例如，可在香港设立“一带一路研究院”，除了招收中国内地、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培养建设“一带一路”的人才之外，更面向沿线国家的政府官员、商贸人士开设高级培训班，进一步解读“一带一路”的政策和理念，以及提供交流、找寻商机和商贸合作的平台。

鼓励和资助内地机构在香港设立智库总部和建立智库分库方面，这些智库可通过与传媒集团、研究员有机结合，并进一步与香港本地智库、国际智库的接触和沟通，加强宣扬“一带一路”政策和理念，并充分利用香港地区的优势和平台，为“一带一路”进程中的各类议题建言献策。

四、在清真产业领域，香港可以发挥以下作用。

中国政府近期和“一带一路”沿线的阿拉伯世界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未来3到5年双方将会合作五大重点领域如下：一是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中国将继续从海合会国家稳定、大量进口原油，扩大进口液化天然气，加强油气上游开发、工程服务、储运炼化合作以及清洁低碳能源技术等合作；二是推动金融投资合作新进展，双方将成立共同投资联合会，研究举办中海产业和投资合作论坛，开展本币互换合作；三是拓展创新科技合作新领域，双方将加强5G和6G技术合作，围绕跨境电商合作和通信网络建设等领域实施数字经济项目；四是实现航天太空合作新突破，在遥感和通信卫星、空间应用、航天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合作项目，研究成立中海联合月球和深空探测中心等；五是打造语言文化合作新亮点，中国将同300所海合会国家大中小学合作开展中文教育，同海合会国家合作设立300个中文智慧教室，提供3,000个“汉语桥”夏（冬）令营名额，建立中文学习测试中心和网络中文课堂等。

这五大领域不仅体现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未来合作的方向，亦反映出双方未来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这对香港而言，若要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角色，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领域发力。

其一，在北部都会区加快发展清真产业。阿拉伯世界共有22个国家，总人口约4.23亿，绝大部分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如果加上“一带一路”沿线的其它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总人口更超过20亿，有研究预测2050年内总人口将快速增长至28亿，占世界人口30%。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民众要使用必须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清真产品（清真产业不局限於单一产业, 除了传统的清真食品加工, 还包括医药、化妆品、服装等制造行业, 以及新兴的旅游、物流、金融等服务行业），因此每年的全球清真市场总值约2万亿美元，更有研究预测到2024年将增至2.4万亿美元。由于这些国家的80%清真产品依靠进口，因此如此庞大的宗教人口红利和商机，令世界各国争相挖掘清真商机。

香港品牌国际知名，也是信心的保证，可考虑在北部都会区发展清真产业, 积极拓展伊斯兰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市场，既能通过“再工业化”推动香港经济转型，也能协助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乃至内地各地打开伊斯兰市场，以此扭转作为出口大国的中国却对清真国家的贸易出口额的不利局面（现时占比仅约1%）。

其二，发展成为伊斯兰金融中心。产业和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的基础，金融业则是产业的催化剂，两者紧密结合，才能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阿拉伯世界，由融资、保险、制造和物流等所有环节均注入宗教信仰的元素，大力促使伊斯兰金融和清真产业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但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不少非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往往以为伊斯兰金融是伊斯兰金融，产业是产业，二者之间甚少有关联，即使是清真产业也较少能获得伊斯兰金融的支持。从事清真产业的企业融资，也须符合伊斯兰教义，但在非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目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融资管道不但十分有限，企业也缺乏吸引伊斯兰投资者的平台和手段，导致清真产业较难通过融资改进产品品质和研发新产品，容易错失发展壮大的良机，反过来又影响了伊斯兰金融的发展进程。

伊斯兰金融作为一个特殊的金融系统，是以遵循伊斯兰教律法为前提的金融体系，必须遵照禁止利息、禁止投机行为、禁止投资于酒类、博彩业等伊斯兰教义不允许的产业，符合风险共担、利润共用等的伊斯兰教义的要求。鉴于伊斯兰金融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有研究显示，伊斯兰金融市场的增长势头在未来10年还会继续受到世人瞩目，伊斯兰银行和保险业务都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对此，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瞄准了数量庞大的穆斯林客户群，纷纷提出了拓展伊斯兰金融体系抑或在本国打造伊斯兰金融中心的设想。

中国内地也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推动伊斯兰金融试点，宁夏并曾提出设立伊斯兰金融中心的设想，但由于中国内地当前的金融体系、外汇管理制度和监管政策，发展遇上不少困难: 一是中国的穆斯林人口较少，伊斯兰金融应用区域有限，大部分国人对伊斯兰金融较为陌生；二是中国内地目前还缺乏已形成规模的清真产业，难以实业支持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叁是发展伊斯兰金融具有一定风险，中国内地金融体系暂无应对足够方桉；四是中国内地对于如何强化伊斯兰资金非法流入，以及资金流向的监管系统等方面暂时缺乏成熟的解决方桉等，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自2007年已开始尝试搭建伊斯兰金融平台，并在2014年发行了伊斯兰债券。随后香港也积极推动跨境伊斯兰债券二级市场的发展，订立了适用于伊斯兰债券的税务架构。未来，香港若能积极利用“中国因素”发展成为伊斯兰金融中心，既能巩固、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又能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加强合作助攻，可谓是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