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直播迷思（二）：物质至上的打赏文化
"Sharing is caring"， “Secrets are lies" 及"Privacy is theft"是电影《圆美圈套》（The circle）中，男主角Eamon Bailey（Tom Hanks饰）所创立的公司Circle的宗旨。分享、秘密、私稳三者又是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大众所关注的焦点。不过，当人仍未厘清互联网各功能与上述三者的瓜葛时，互联网的功能经已爆炸性地发展起来。直播是互联网世代中的科技之一。上回我们论及透过去地域阻隔的直播功能，人与人可以在视窗上聚集起来，构成一个社群，使人不至于“绝对孤单”。不过，因著直播平台需要聚集更多直播主以吸引观众，各平台同时推出“赞好”、“打赏”等功能，直播主直播的原因变得不再“纯粹”。直播也因此带来了另一种影响。
随之而来的困扰与烦恼是你想像不到的
以往人若对他人怀有好感，都会凭借单对单的接触如问候、陪伴、关心自己喜爱的人来表达。不过，上篇提及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的关系由双方的“在场”互动，变成只凭界面连结的“缺席”关系。Tom Hanks于宣传电影《圆美圈套》时说：“以前我们可以透过信件来谈情说爱，那个世界里只有我们两人，但现在只要将恋情放在社群脸书上，就等于公开让全世界知道，随之而来的困扰与烦恼是你想像不到的。”
为了维持互联网中那个完美女孩的形象失去“自己”
由单对单的相处转变成一对多的互动，直播主作为社群的中心，社群内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她身上。任何人只要进入直播平台，都可在萤幕中看到直播主的一举一动。《圆美圈套》就指出直播主为求在萤幕前表现完美，往往在外表与行为上都需自我管控，达至社会上“完美”的标准。
福柯在《规训与监控》就指出全景敞视凝视概念。“观看者的凝视既是主宰者的凝视”——观看者的凝视会为被看者产生一种身体的控制（body-snatching）和召唤（interpellation），使得被看者进而“召唤个体成为特定的主体”。被看者会内在化凝视，从而产生内在的规训，以符合他人的要求。直播主开台，把自己曝露于人前，哪怕只是单纯的想去营造群体，去除寂寞，但因为无法完全掌握分散的众多群众及其个性，由此直播主往往以主流大众口味在萤幕前表现自己。以Tom Hanks所言的情书作例子：以往透过信件来谈情说爱，因为了解对方的为人喜好，在信件中可写出具有个性或针对对方喜好的情信。不过，公开的情书则不同，因对方是分散而众多的人群，所以无法针对一个人的口味书写，反而是写出符合主流大众口味的情书，不一定吸引，但至少不会犯错。
打赏——“屌丝们逆袭的机会”？
其实不难想像直播主作为社群的中心，必然会产生无可估量的压力。不过仍有大量人投身直播主行列，实是因为社群的影响力，令他们可获得名气，甚至是实实在在的钞票。在内地与台湾就因有“网红”在社群中有极大的影响力而发达。这种用低成本而极速致富的现象让不少人争相仿效，引发出“网红文化”与“网红经济”。
“网红”是“网络红人”的简称。他们不是明星，但是凭着漂亮的外表，成功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互动如发帖、留言、直播，吸引大批追随者。各社交平台为了聚集一众网红，设计出“分红”与“打赏”功能。例如有“2016年第一网红”之称的中国大陆网络红人papi酱，在2016年7月11日，在网络直播中，一个半小时就已有2000万人次观看，打赏的收入折合90多万元人民币。
有人指称打赏文化是草根文化，是“屌丝们逆袭的机会”。不过，直播、打赏，不单让长时间被凝视的直播主会内在规训自己，影响直播主的生活；另一边厢，打赏文化同时影响观看者与打赏者如何理解人际关系。
打赏——正常的人际交往被降格为金钱关系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副教授陈一曾分析“打赏”所带来的文化问题： “在这两年流行的网络直播中，最流行的莫过于给主播送虚拟的礼物，博得对方的好感，很多青少年因此欲罢不能。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通过‘打赏’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是虚无缥缈的，更不会意识到‘打赏’意味著正常的人际交往被降格为金钱关系。”人由当初凭借面对面、单对单的关系建立亲密感，到现时凭借网络打赏来显示对直播主的喜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单有萤幕隔阂，更扭曲成由打赏的多少断定亲密的程度。例如2015年，天津港发生爆炸事故，一位姓杨的女孩就在网上编造了自己父亲是爆炸受害者的新闻，最后共有3000余名网友使用微博共“打赏”9.6万元人民币予杨女士。虽然最后水落石出，但无疑让人对他人更不信任。另外，有不少直播主为求取得更多打赏，接受开设私人频道的要求，在萤幕上露骨演出，甚至接受线下联系发生金钱肉体交易。
直播文化迅速蔓延、长期以打赏来换取关系与社群，在此情况下，社会道德与人心都会产生变化。而背后正是加强了“身份地位是凭借打赏银码的多少来判定”的意识型态：直播过程中，花钱才能买礼物，买礼物才能显示身份，送礼物才能接达喜爱。打赏机制让人与人的关系变成可供估价、可供买卖的商品。
香港——直播所云集的名利资本
因各常用平台仍未引入打赏功能，香港仍未出现打赏文化。我们对直播热潮所产生的新闻进行猎奇，惊叹科技与金钱扭曲人的内心。一切都好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但其实网民没钱的“赞好”，同样为香港一众“KOL”（Key opinion leader）赚取人气，而这些人气与社群的影响力，最后又有可能变成大把大把的钞票。
例如曾扬言不会加入“打赏”、“赞助”行列的达哥，他凭借直播所聚集到的名气，不单让他成为广告代言人与活动嘉宾，更让他成为游戏公司副总裁。该公司在访问直言是看中达哥在社群中的影响力，所以邀请他负责宣传事务，可见这群透过直播而出名的直播主，单凭平台中云集到的名气，便可成为他们另类“打赏”。虽然不是每个KOL都可如达哥一样成为代言人或公司副总裁，不过现时不少广告商都会选在KOL的专页下广告。一格面书的广告便可为KOL带来数千至上万元收入。而KOL叫价的多少、广告商的抉择，全凭社交平台的“like数”或留言数目所决定。为此，一众KOL当然会如同网红一样，努力在社交平台与粉丝互动，借以取得网民欢心。你可说他们哗众取宠、引发民粹思想、贩卖个人私稳，不过无可否认在社交平台的文化中，分享、秘密、私稳三者的界线与旧时已不尽相同。
只有逃离才可存活？Emma Watson在宣传《The circle》时呼吁大众不要在社群媒体上分享自己生活点滴，她说：“就像电影中一样，现在大家都在疯‘直播’，但你到底知不知道用公开自己隐私所换得的代价是什么？”在区隔分明的现代社会中，直播可打破物理空间的阻隔，使人在网络世界中聚集起来；不过直播也有机会带来自我规训与物质至上的心理影响。或许身在媒体时代，我们难以脱离社交媒体或互联网。只是在使用时，我们必须了解到直播的各种影响，思考自己所需，再而决定如何各种新式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