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崇铭专栏|图书馆作为社会的缩影

撰文: 邹崇铭
出版:更新:

在我任职的大学,有一所美仑美奂的图书馆。图书馆有两个相当显著的特色:
其一是使用的人特别少,很多学生或会在那里做功课,但就很少看书或使用图书馆的设施。
其二是改造工程特别多:自数年前开始,每逢暑假进出校园的学生人数较少,图书馆总会进行装修改造;后来工程不断延期,到了12月还未装修完毕;及至刚过去的一个学年,大型工程更从去年8月一直延续至今年7月。执笔之际,尚未完工。

使用者很少,工程很多

由于每天都会路过图书馆,因此常常冒现如此一种念头:当图书馆的使用者不断减少,工程的数目和规模却不断扩大,两者之间是否隐含某种特殊的逻辑关联?尽管没有、亦不可能真正洞悉个中原委,但我们仍大可作出以下几种合理的猜测:

其一是由于图书馆使用者减少,馆方遂有动力通过各种改善工程,重新吸引使用者使用图书馆。

其二是当图书馆使用者减少,馆方遂有更多资源和人力,转移用于服务使用者以外的改善工程——例如叫图书管理员把书从这层搬去那层,明年又从那层搬回这层,诸如此类。

其三是当图书馆使用者减少,馆方遂有多余的资源和人力——因此亦有必要通过改善工程,以消耗过剩的预算——今年的预算用不完,明年便很可能要削减了。

上述哪一种描述更合乎现实状况?或许三者兼而有之,亦未可料。作为这所图书馆的经常使用者,我实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慨——看书和借书的学生(以至所有人)愈来愈少,图书馆在当代的角色已愈来愈边缘化,无论如何把图书馆大翻身,却也难以阻止真正使用者的流失。图书馆作为一个褪色的体制,总难免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感觉。

图书馆在当代的角色已愈来愈边缘化。(龚慧摄)

硬体很美,思想内涵呢?

想深一层,图书馆真的是如此过时和失效吗?环顾全球各地,新建的图书馆仍如雨后春笋,不少更是一整座城市的地标建筑,天津滨海新区和芬兰赫尔辛基皆是近年的著名例子,甚至成为游客必到的打卡热点。相比之下,香港又有哪些新旧图书馆别树一帜,能够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想得到的读者请千万要告诉我!

不过话得说回来,到底美仑美奂的硬体外观,内里是否含有相应份量的文化底蕴,足以令图书馆并非只具华丽的躯壳,而是具备同等深厚的思想内涵,并且与当地社群和居民构成紧密联络?这大概才是成功必须具备的质素,若非亲身到过和使用那些图书馆,甚至了解在地用家的意见和习惯,实很难有客观评判的准绳。

还是回说我自己经常到访的图书馆好了。经过历年的装修改造之后,图书馆无疑亮丽光洁了不少。很多书架均被安置至靠墙的位置,中庭空间遂被腾空了出来,摆放能容纳更多学生的桌椅,甚至还点缀了不少绿色植物(不错,那原是阳光无法触及的地方)——问题来了,除了有过更舒适的温习环境,图书馆到底又在为同学提供什么功能呢?

如前所说,只要有充足的财力资源,打造美观舒适的空间大概不难,但软件文化却有赖高水平的管理阶层,不但需要掌握当代大学的学术需要,还要对未来发展趋势具备洞察力,从而领导图书馆跨越资讯科技的年代——环顾香港各家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你能说有那几位真能具备这样的水平吗?想得到的读者请千万要告诉我!

雅布丝(Jane Jacobs)是城市研究史上无人不识的名字。(Wiki Commons)

愈做愈错,每况愈下的交易

不问可知,我想说的不单只是图书馆本身,而是它作为这个社会的缩影,是如何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们的困局。雅布丝(Jane Jacobs)是城市研究史上无人不识的名字,她1961年的著作《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只手扭转了纽约的规划和城市的命运,但她对城市经济学的特殊贡献,即使在美国亦鲜有被提及。

作为经济学的门外汉,雅布丝在《The Economy of Cities》(1969)和《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1984)两书中,提出城市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论,对后来的芝加哥学派和经济增长理论影响至深。Jacobs的主要论点是,当城市经济达至一定规模和多样性后,便会迸发出无穷创意和孕育无数中小企业,开启新兴产业和新产品的发展空间;相反当城市宥于过去的成功经验,既得利益取得规模和制度上的优势,却甚至会刻意阻挠创新调整的程序。

雅布丝无非是想指出,城市经济必然经歴有升有跌、高低起伏的发展周期挑战,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城市若能有效取得真确的讯息反馈,产业结构能够不断创新和调整,则自然会构成一个持续的良性循环,令城市繁荣安定能够延展下去;相反当城市不断取得错误的讯息反馈,又或被利益团体所刻意愚弄和误导,则会出现如她所说的“每况愈下的交易”(transaction of decline),形成不做不错、愈做愈错的恶性循环。

当官员夸夸其谈数以百公顷计的科学园,内里到底又盛载着些什么实质产业,和我们的城市生活又有多少关联呢?(卢翊铭摄)

有钱无埞洗,富人的尴尬

早于1969年,雅布丝已提出“富人的尴尬”(embarrassment of riches)的独特见解,指城市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后,已经累积了大量财富,却无法找到(更确切应是刻意排斥)新的投资机会。财富唯有用于大量炫耀性和形式化的事情上,包括进口一些昂贵但没用的产品,推动一些没有社会效益的基建项目,又或利用大笔公帑投入救济工作……但就是不愿把资金投放在具实效的新兴产业——尤其是那些低层社会成员主催的新业务之上。最终城市则进入停滞不前的状态,那亦是this city is dying的时候!

毫无疑问,特区政府也经常把创新和创意挂在口边,但那底是属于谁的新兴产业呢?是能够让普罗市民参与分享,抑或只是少数权贵垄断的创新呢?观乎现时大刀阔斧变革中的教育体制,到底是在训练学生盲从附和,抑或真正具有创意和创新的动力?当官员夸夸其谈数以百公顷计的科学园,内里到底又盛载着些什么实质产业,和我们的城市生活又有多少关联呢?

想得到的读者请千万要告诉我!

邹崇铭
社会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讲师

(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