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崇铭专栏｜经济失语与政治失灵

香港回归廿五周年，我在过去数个月的专栏文章中，皆在意无意间进行了一些盘点，但并不是什么“历史大事回顾”式的纪述，反而是就一些相当重要、但又相对不受重视的概念（或应说是概念组合），进行了一些厘清和反思。坦白地说，也就是在多篇文章出版之后，我才更清晰体察到它们之间的连贯性：

一、小政府vs.大政府：现实中无远弗届的政府“有形之手”，总是被“小政府”的迷思所深深掩藏着（4/4/2022）

二、有限政府vs.无限政府：“有限政府”是现代文明的基石，而职权不断扩大、不受约束的政体，应该正名为“法西斯主义”才较准绳（8/4/2022）

三、工业vs.后工业社会：当经济活动愈来愈趋向虚拟化，理解经济规律和政府角色的转变，亦必须与时并进（2/5/2022）

四、中国基因vs.西方基因：置身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对如何理解我们“从何处来”的问题，撇除政治口号和斗争思维，是否又能更事实求地看待？（16/5/2022）

五、政治危机vs.社会经济危机：全球面对的是路人皆见的政治危机，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但背后隐藏着的社会经济危机，政经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又是否过份被忽略呢？（13/6/2022）

六、科学语言vs.人本语言：对上述种种问题的理解或误解，皆多少源于我们早就习以为常、浸沉其中而不自知的一套语言——主流经济学的语言。形象化地说，它赋予了香港人一本应用文读本，却用作修读一个文学欣赏的课程——其后遗症大家还不太察觉到吗？（30/5/2022）

误用语言的扫盲工作

当我们长期错用一本教科书去认识一个不相干的世界，久而久之，我们的思维模式会被扭曲，以至看到一个畸形的“现实”。这大概就是我在新出版的书《经济学？讲呢啲！》（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及发展中心，2022）中，重点尝试带出的问题（注）。同样坦白地说，这并非一本有系统的学术专着，大部份文章只是来自历年的报章栏目；事后回看，我才能更清晰体察到文章之间微妙的连贯性。

追本溯源，主流经济学带来语言的误用和误导，故事起点是大半世纪前的1944年，两位来自奥地利的经济学大师海耶克（1899-1992）和波兰尼（1886-1964）分别出版了《到奴仆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两本巨著。海耶克随即在美国大受欢迎，其后并前赴芝加哥大学任教，普遍被认定为“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波兰尼则坚持社会民主的信念，并被奉为海耶克最有力的批判者。

在二战后的冷战时代，欧美仍是由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主导，芝加哥学派只是位处边缘的学术小圈子。直至1970年代福利国家发展停滞不前，右翼思潮渐渐取得政治上风，新自由主义遂被当权者奉为金科玉律，芝大学者俨然以国师的身分自居。在那个年代学成归来的香港本土第一代学者，在同样右倾的港英殖民地统治下，难免也就把“市场至上”的信仰照单全收。

波兰尼则自始至终流行于社会科学领域，并成为全球化年代、经济危机迭起、贫富悬殊急剧恶化下最重要的批判工具。但他所倡导的回归现实处境、实体的经济研究（substantivist economics），始终并未对装模作样、形式主义的主流经济学（formalist economics），构成任何威胁。

就正如我在书中指出：“那些深受毒瘾困扰的道友，很难用药性太烈的药物医治；要复元主流经济学造成的思维创伤，回归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境，亦较适宜采用循序渐进的配方，让大家可以慢慢调整大脑神经元，逐步重返比较合乎常识的经济思考模式。对此行为经济学（behavioural economics）作为经济学的分枝，实可充当过渡性的功能。”

可惜的是，在香港接触和教授行为经济学的人，仍有如鳯毛麟角，反而只有较多内地背景的学者。但愿《经济学？讲呢啲！》能抛砖引玉，为引介、普及以至反思行为经济学，踏出较早的一步。未来有机会再在这里向大家介绍。

王于渐、宋恩荣和雷鼎鸣

假如上述讨论显得有点抽象，就请容许我不太礼貌地，直接介绍几位德高望重的本土第一代学者，看看他们在香港最尊贵的高等学府中，都在教我们的学生一些什么东西：

一、王于渐：香港大学首席副校长、团结香港基金顾问，曾师从芝大典堂级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Lucas。这一派学说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强调学院和科研机构对经济创新的贡献，对实体产业结构的扭曲却噤若寒蝉——或者可以更加直接地说，经济学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产业研究。

二、宋恩荣：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荣休系主任、支持“明日大屿”38经济学者召集人。曾高调提倡“明日大屿”对土地需求与社会效益的贡献，力证政府一开始便投放6250亿元是物有所值。可惜所谓的“论据”皆来自政府文件，鹦鹉学舌也未免过于着迹。

三、雷鼎鸣：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荣休系主任、团结香港基金的顾问和帮港出声的成员。曾以“郊野公园应该用来建屋”、“叫鸡都可以用电子支付”等言论一鸣惊人，在主流媒体中更广为人熟悉。据说曾力邀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aul Romer来港任教，并对后者的产业群聚理论推崇备至——但到底是支持群聚的市场优势、垄断优势抑或“国进民退”的优势呢？那就难以辨清。

应如何看待上述诸公的贡献呢？我倒想起2019年诺奖得主Abhijit Banerjee与Esther Duflo，在同年的新作《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Better Answers to Our Biggest Problems》中指出：英国一项民调曾询问被访者，哪些专业意见最为可信，结果发现护士的信任比率最高，达 84%；政客最低，只有5%；而经济学家则排尾二，只有25%的人相信其专业意见。二人在美国进行同类调查，访问了一万名美国人，结果亦是一样：政客信任度最低，经济学家倒数第二。

Banerjee与Duflo接着说：我们，作为经济学者，太多时候自困于理论模型中，时常忘记哪里是科学的边界，哪里是意识形态的开端。我们常常提出政策建议，但却建基于对我们来说唐而皇之的假设，只因它们是经济学模型的必然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它们总是正确。

政策失效和政治失灵，到底有多少祸患源于政客？又有多少源于经济学家？这笔账最终总有人会算。出得嚟行，预咗要还！

注： https://commons.ln.edu.hk/ccrd_econbook/

（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