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无缝对接(一)：把握双城三圈，促进一国两制协同发展｜张克科
2021年10月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最新的《施政报告》中提出香港建设北部都会区和双城三圈，这一设想立即得到了社会和媒体的关注和热议。纵观香港回归以来二十五年的发展思路及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北部都会区有其历史的脉络和时代的必然，在现在这个时刻这个结点上，也的确有其特别的意义。
撰文：张克科
深圳的发展和香港息息相关，深圳很早就提议“管好二线，放开一线”，先后通过“深圳河沿河经济带”、“深港跨境科技园”、“深港创新圈”、“共建两制双城新都会”等项目，探索融合发展的机会。同时，从国家层面来讲，布局海南和横琴的开放和融合试点，把握前海高端服务业的突破，包括一些自贸区试验区的试点，以及从《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到最近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都在打破旧约束、探索新路径、建立新格局。新界的发展和与深圳的融合是未来深港合作最大的趋势和持续的走向。
近期，从北京、广州到深圳，乃至香港和新界团体，都在积极思考香港北部都会区和双城三圈的话题。有研究关注需要多大的空间去对接香港的300平方公里，有智库提出规划600平方公里深圳临港都市带的配方；有的关注科技创新合作方式，可否做个科技特区及新型科创载体平台；有的关注深港口岸优势下促进经济带的发展，深圳河两岸及珠江口海域、东部海域都在布局新的发展项目。今年1月12日，林郑月娥提出要与深圳市领导交换意见，讨论落实三条跨境铁路项目，同步在研究连接香港与前海的跨境铁路在香港方面的完善及加设车站位置。还有许多社团提出了民间合作，涉及教育、医疗、城市、公共设施和智慧流的合作机会，等等。大家都在畅想未来北部都会区会是一个怎样的发展愿景，深港合作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态，是三藩市矽谷模式还是东京圈那样的契合模式？要达到预期愿景，需要突破什么？在“一国两制”的理念下，如制度、基础设施都需要创新和构建，哪个是最有握力的动能和支点？
新界北建设主体是香港
林郑月娥提出的北部都会区和双城三圈，作为深圳来说，应该关注什么？大家的注意力更多的是讲北部都会区300平方公里的一个故事。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主体是香港，建设空间也在香港。北部都会区对应的是香港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三个层圈级的发展，是香港2030规划里东、南、西三个轴带的一方面。双城三圈则是新界北发展带的延伸。对毗邻的两个城市而言，北部都会区着力在香港，持续影响到河对岸。而双城三圈跨越边界、贯通双城、涉及两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全新话题。这一次尤为重要的是香港主导提出，也是香港第一次提出跨境和跨区域的设想。
北部都会区和双城三圈，是涉及香港内部发展和毗邻发展的完整概念，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尽管很多东西深圳想做，但这不仅仅深圳的事，而是香港事务，也是国家大事。从深圳长远发展来看，深圳应该更关注的是双城三圈。在“一国两制”构架中，北部都会区涉及香港的民生民意，中央和国家各部门都会支持和关注，很多项目也都在做。很多央企和在香港的大企业都会布局北部都会区发展项目。深圳抓住双城三圈这个概念，必有更大的空间、更大的作为和更灵活的市场机会。
深圳着力布局双城三圈
其实深圳一直在高唱深港合作的交响曲，但和弦和回音寥寥。2008至2009年，为了配合珠江三角洲规划和回应国际金融风暴的袭击，香港民间主动提出港深共建国际大都会的命题。当时更多的是从城市要素上协同，包括金融、物流、服务业等，一方面期待增强区域合作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确立国家布局的要塞卡位。当时，广东省高层也向北京提出建设“粤港澳特别合作区”的动议。广东的提议换成了CEPA第七到第十轮的服务业先行先试的机会，也为前海破土而生的高端服务业特别的创新开启了帷幕。香港在评估“一国两制”的舆情动态下，也改唱了一曲“大珠江三角洲优质生活圈”的咏叹调，深圳以“两制双城”的和弦对应，在2012年组织60多位港澳界深圳政协委员提出了全面合作的1+6 系列研究报告，将河套的发展和深港跨境的口岸交通服务等作为十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连年递进，持续关注。
北部都会区的概念是基于香港港岛发展了逾一百年、九龙几十年，但新界三十年还没发展起来这一情况提出的。北部都会区应该优先发展的策略就在双城三圈这一部份，香港布局双城三圈，就是期待协同深圳和内地的资源，更好地带动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深圳应该主动配合香港发展北部都会区，高举高打参与布局，构建双城三圈发展新机制，争取在国家层面给深圳一个站位。而在这样的深港双城合作中，制度创新、科技发力、人才支撑、服务提升、社会融合、基建便利是最为重要，也是最应该关注的。
本文作者张克科是深圳市先行示范区湾区组专家、深港澳科技联盟顾问，海峡两岸暨港澳创新联盟理事，深圳市科协原专职副主席 。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