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物咨询委员会于2017年2月28日在委员会开会后表示，业主向政府称无意拆卸红楼，并愿意和政府讨论保育方案，政府亦会积极监察，故委员会决定暂缓将红楼列为暂定古迹。近日，大部分传媒报道屯门青山红楼面临拆卸危机的消息时，都以“辛亥革命遗址”来称呼该栋建筑物，但我们真的能名正言顺地这样叫它吗？我们现在看见那座用红砖砌成的双层楼房，真的发生过什么重要历史事件吗？回顾当年革命党人对青山农场的记述，以及后来学者对此一问题的讨论，可以发现答案并非一定如此……（2月27日出版的《香港01》周报，刊有全文分析红楼是否“辛亥革命遗址”，敬请读者留意，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摄影：郑子峰，撰文： 郭文德
近日，被指为辛亥革命基地、属于一级历史建筑的屯门青山红楼面临拆卸危机，引发公众要求将其列为暂定古迹，以阻止进一步折卸行动。由于红楼同时是国民党在港集会地点，有人甚至怀疑拆卸行动以至旧有评级是要打压亲台份子，但追溯红楼五十年来的地位转变，可以发现这种意见颇值商榷。（郑子峰摄） 罗香林是最先对红楼历史价值作出系统研究的学者，他于1971年出版《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一书，第十节“国父命兴中会人员策划革命运动之新界青山红楼”中，透过文献材料证明青山农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再结合个人田野考察及访问成果，将红楼判定为革命遗址。（郑子峰摄） 此后，虽有许多学者、文人谈到“青山农场红楼”，但至今仍未有人能超越他的引据和论述范围。（郑子峰摄） 当时适逢1965年孙中山百年诞辰纪念，台湾自然隆重其事，筹办各种不同类型的庆祝活动，其中包括出版五大册《国父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罗香林的论文便刊载在该书的第一册。（郑子峰摄） 红楼被视为“辛亥革命遗址”的原因，源于它是清末民初青山农场的一部分。这个青山农场由香港商人李璇之子李纪堂经营，他于1895年初遇见孙中山，1900年加入兴中会，随后继承父亲遗志，于次年创办了青山农场，一方面生产、贩售农作物，赚取资金接济革命党人。（郑子峰摄） 另一方面，则利用农场的偏僻地势，收容起义失败的成员，以及提供空间储藏军械、练习射击和试验炸弹。（郑子峰摄） 民国建立经过数年，李纪堂因长期不在香港，加上农场生意亏蚀严重，故此决定转售变卖相关产业，其后租赁该地设立的新生农场，以红楼为办事处，后人也就想当然地认为，往昔青山农场职员同样于红楼办公。（郑子峰摄） 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冯自由1948年出版《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也说自己曾经在1907年将七女湖及黄冈起义的逃亡者“遣至青山农场暂避，如七女湖党首陈纯、林旺、孙稳及汕尾党首许佛童等。”（郑子峰摄） 但是，这些一手史料由始至终只说青山农场，而无片言只字提及红楼这一栋建筑物。如此就留下了一个重要疑问：红楼与革命时期的青山农场到底有无关系？（郑子峰摄） 其中有两篇文章指认孙中山寓居红楼的证据。（资料图片／郑子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