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是“辛亥革命遗址”吗？（全文）
近日，大部分传媒报道屯门青山红楼面临拆卸危机的消息时，都以“辛亥革命遗址”来称呼该栋建筑物，但我们真的能名正言顺地这样叫它吗？我们现在看见那座用红砖砌成的双层楼房，真的发生过什么重要历史事件吗？回顾当年革命党人对青山农场的记述，以及后来学者对此一问题的讨论，可以发现答案并非一定如此……
（本文原载2017年2月27日《香港01》周报第49期A10版，按此订阅周报）
红楼被视为“辛亥革命遗址”的原因，源于它是清末民初青山农场的一部分。这个青山农场由香港商人李璇之子李纪堂经营，他于1895年初遇见孙中山，1900年加入兴中会，随后继承父亲遗志，于次年创办了青山农场，一方面生产、贩售农作物，赚取资金接济革命党人；另一方面，则利用农场的偏僻地势，收容起义失败的成员，以及提供空间储藏军械、练习射击和试验炸弹。民国建立经过数年，李纪堂因长期不在香港，加上农场生意亏蚀严重，故此决定转售变卖相关产业，其后租赁该地设立的新生农场，以红楼为办事处，后人也就想当然地认为，往昔青山农场职员同样于红楼办公。
有关青山农场与辛亥革命关系的最早记载，基本上都出自亲身参与其事的革命党人。李纪堂于1941年分别接受国民党党员许师慎、陈春生访问，自述“在新界屯门青山圃的种植场，约有五六百亩地，工作的人有四百多，约有一半是惠州之役失败逃来的同志”，“汪精卫、张静江、朱执信等曾来此处试验炸弹，邓三伯在牧场当工头，江恭喜当更夫，首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各同志到此暂避，曾为供应……孙眉公亦曾到过此间，住了数月”。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冯自由1948年出版《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也说自己曾经在1907年将七女湖及黄冈起义的逃亡者“遣至青山农场暂避，如七女湖党首陈纯、林旺、孙稳及汕尾党首许佛童等。”
但是，这些一手史料由始至终只说青山农场，而无片言只字提及红楼这一栋建筑物。如此就留下了一个重要疑问：红楼与革命时期的青山农场到底有无关系？
现时唯一指认孙中山寓居红楼的证据，仅有后人转述孙中山侧室陈粹芬的回忆。李以劻是陈粹芬女婿的学生，他于1942年晋见陈粹芬，在1993年忆述，陈夫人在19岁时因陈少白介绍，于屯门的美国纪慎会基督教堂，与26岁的孙中山相识。不久后“在红楼租屋住下，策划倾覆的工作”，“当年革命青年来红楼见中山先生时，多在夜间乘小船来……陈少白、尤列、陆皓东、冯自由、郑士良等人多次来此。”
然而这段证言未必完全可靠，因为陈粹芬本身在讲40年前的事，而李以劻再于50年后回忆她的说话，其间两人记忆很可能有误──例如李以劻就错将受访时已70岁的陈粹芬年龄记为68岁。况且，1960年代以后，红楼为革命遗址的说法已经十分流行，李以劻还特别补注在红楼旁边的中山公园“游人日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他没有受到后出之说的影响。对于这条孤证的真确性，我们最好别给予过高的评价。
专业历史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始于1965年8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罗香林与友人在该区进行的田野考察。罗香林教授是近代著名史家，更可以说是香港史研究的奠基者。根据他的调查报告，“新界青山红楼者，故香港闻人李纪堂所辟农场之事务所，而以之接待兴中会诸起事人员之建筑物也”，“以红砖建筑，为二层高三开间洋楼，坐西北向东南，其旁则接建厨房、工人房等，在清末而言，已是山野有数之建筑物矣。”
虽然罗香林言之凿凿地指红楼建成于晚清时期，但是他的观点其实完全按照当地居民传闻而发。其余像黄兴于红楼旁种植三株棕榈树、邓荫南从红楼开密道通往稔湾等故事，亦是考察队成员从当地居民打听得来，欠缺文献材料或当年革命党人的证言支持。尽管如此，基于罗香林的学术地位，以及当时两岸宣传战的环境影响，他的结论仍然很快被人广泛接受，红楼作为“辛亥革命遗址”之说从此不胫而走，更让古物咨询委员会、古物古迹办事处于1981年将它评为一级历史建筑。
1995年，有鉴于红楼业权人入禀法院要求收回建筑改作他用，红楼首次出现拆卸危机，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特别召开“香港青山红楼与辛亥革命”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一些著名的香港史学家对红楼地位提出了质疑。萧国健指出掌故传闻与文献记录之间，存在一些细节出入，像是革命党人梁慕光制造炸药的地点应该在青山农场地下，当地人却说军火库藏于红楼背后山麓的洞穴里。吴伦霓霞翻查政府的档案文献后，发现由1895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受到港英政府驱逐令限制，又遭密探严密监视、禁止上岸，根本没有可能登陆踏足红楼长居。赵令扬引述香港政府田土厅记录，强调红楼是1920至1930年的建筑物，而李纪堂创立青山农场于1901年，孙中山则要在1923年才再回到香港，借此暗示孙中山曾在红楼策划革命的机会不大。
研讨会的与会者虽然都同意保存红楼的重要性，但学界也同时开始出现怀疑红楼与青山农场关系的声音。同年，区域市政局动议公布红楼为法定古迹，古咨会拒绝接纳相关要求后，反而建议将青山农场列为古迹。
到2005年，红楼业权纠纷完结、拆卸危机平息，古物古迹办事处也在这年对包括红楼在内的1,444栋历史建筑物进行深入评估。然后，随着次年爆发拆卸天星、皇后两码头的争议，促使公众及政府对文物保育机制作出检讨，结果让历史建筑物的行政评级，与法定古迹宣布制度挂钩。这一连串事件令红楼是否“辛亥革命遗址”的争议再度引起关注，只是辩论场地由学院象牙塔转至更加接近公众的古咨会内。
支持的一方以高添强为代表，他要求将红楼升格成为法定古迹，所以必须证明红楼在民国前落成。高添强翻查了地政总署档案处1905年的丈量图，发现青山农场范围有两座建筑物，跟今日红楼的位置相近，于是推断这是当年地图测量偏差的情况下所标出的红楼。
反对的一方以刘智鹏为代表，他强调红楼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皆无直接关系，但它始终属于屯门居民集体回忆，最好保留一级历史建筑评价。为此，他和其他学者追溯1960年代以后红楼被标签为“辛亥革命遗址”的经过，用以突显它的社会价值大于历史价值。
最后，古迹办决定维持红楼一级历史建筑的评价，而不宣布它为法定古迹，理由仍是因为无法断定现存红楼是否建于1911年辛亥革命前。对红楼是否“辛亥革命遗址”的讨论，亦因此暂告一段落。直到近几年，红楼及毗邻的中山公园不时遭受恶意破坏，才再次出现将红楼升格古迹的呼声，但它们依靠的更多是保护文物的满腔热诚，而非什么新出的资料或者论据。
回顾多年来的讨论过程，红楼争议看似复杂，但实际上可以归纳成几个简单的问题：第一，武昌起义前13年、后12年之间，孙中山基本被禁止踏足香港，没有可能长期寓居红楼，这样红楼或青山农场还能称作孙中山在港策划起义的“革命基地”吗？第二，青山农场确实从1907年起收容一些革命党人，以及进行过炸弹试爆等活动，然而，现有证据只能显示红楼最早于1920年代建成，我们可以将它看成是革命时期青山农场的一部分吗？第三，就算可以断定红楼建于1911年前，甚至确认它是青山农场的附属品，但是我们又有具体证据说任何革命党人真的在这一栋建筑物里活动过吗？
还原历史真相，与侦探查案、律师判案相比，并不存在多大分别。有些时候，就是缺了最重要的线索，去将各个片段串联起来。好比有拼图丢失了其中一块碎片，纵使全幅图像看来再明显、再完整，旁人若想补充那欠缺的一片，任何努力仍只能够是想像的产物。今天，位处屯门中山公园旁边的那栋建筑物，它与爆发于上世纪初的革命之间的关系，刚好就是没人找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