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革命．下｜香港星洲金融叮当马头　“批发型数字港元”要加鞭

“金融业未来趋势是数字化，数字货币将会是未来金融基建的核心部份。”立法会议员、团结香港基金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黄元山把研发央行数字货币（CBDC）形容为金融业数字化的“基建先行”，“CBDC的研发，事关香港从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转型为数字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基建”的比喻不可谓不准确，据国际结算银行介绍，“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下称批发CBDC）是指面向特定机构的央行数字货币，一般有严格的访问限制，“类似机构在央行的准备金和结算账户”。具体而言，批发CBDC究竟会为香港金融业带来怎样的变化？而香港在批发CBDC的进度如何，又有哪些关键问题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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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成熟的批发CBDC
亚太区竞争激烈

由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阿联酋央行、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以及国际国际结算银行创新枢纽香港中心（BISIH）共同合作开发“多种央行数字货币桥”（Multi-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Bridge，简称mBridge），被视为全球最成熟的央行数字货币项目之一。它最早开始于2017年金管局与泰国央行的Project LionRock项目。

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陈颖茵解释，mBridge的成熟体现在其可拓展性。传统批发CBDC平台采用互联模型，即两个央行各自的CBDC系统之间，需经过漫长研发、协商搭建一套技术介面以相连。假如有第三个主权货币加入，就需要分别再与前两家央行重新搭建技术平台。若未来想拓展货币互联网，所需财力、人力和时间，都是几何级增长。

香港和泰国合作改进的则是单一平台模型。平台底层仍是区块链技术，而管治架构、参与者和基建都是统一的。最新的mBridge平台（下图）只需各央行开放连线国内支付互联网的介面于mBridge平台，便能打通跨境交易渠道，批发型CBDC互联网拓展的难度大大降低。

香港固然位列第一梯队，但并不代表没有竞争者。“新加坡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跟国际结算银行创新枢纽的新加坡中心合作。”陈颖茵说。据报道，新加坡参与的Project Dunbar，目前获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及南非的央行加盟，平台预期在今年初发布。

显然，货币互联网广度将成为平台未来的主要竞争点之一。“我用飞机场做比喻，为何香港机场客流量那么大？因为航班多、航点多，而这是需要搭建起来的。”黄元山强调，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只加入了香港的mBridge项目，“香港作为一个离岸人民币中心也好，国际金融中心也好，必须把握好这个契机，搭好基建，去驳通更多渠道，香港将来才能发挥更大的角色。”

团结香港基金研究报告《央行数码货币——构筑数码金融基石》（下称《构筑基石》）就建议，金管局应争取已参与CBDC研究的央行加入香港的平台，例如日本、瑞士或新加坡，将香港打造成批发型CBDC中心。

金管局发言人向《香港01》回应，金管局没有视新加坡的项目为竞争对手，将视乎项目的阶段成效，与参与央行机构及BISIH商讨项目下一阶段引入的央行，“与现有参与央行有贸易来往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在考虑之列。”

贸易搭网拓广度
人才转型成为关键

去年11月初，BISHI与参与央行机构共同刊发资料册，列出mBridge已试点的15个潜在商业例项（下表），涵盖19间金融机构、2个银行协会和1间交易所。金管局发言人表示，考虑到参与mBridge项目的四个地区，双边贸易额庞大，总额超过7,300 亿美元，因此在15个用例中，将优先考虑“国际贸易结算”的试点。

由于各国的资本管制程度、金融体制的不同，现时跨境贸易结算中存在痛点——成本高、过程慢、手续繁杂。陈颖茵表示现在跨境汇款的国际平均成本大概是7%，“是非常贵的”；高额的“百分之七”中，有一部分是银行的“反洗钱”成本，而批发CBDC能从最根本解决成本问题。基于区块链技术，用CBDC进行的交易行为都是公开透明，运用资料，搭建监测程式，便能减轻银行在反洗钱监控上投入的财力、人力，缩减成本和时间。

金管局发言人表示，参与项目的四间央行已挑选11个不同行业的贸易结算交易开展测试，证实mBridge能解决跨境支付中常见的痛点，同时确保政策配合、合规和私隐保护。

科技进步固然令人鼓舞，但亦可能冲击传统金融业，带来失业问题。“这其实就像工业革命，造出了机器，工人就全部失业了吗？”陈颖茵回应道，“当新的科技进步出现，就会有新的岗位需求，人才也要跟着转型。”

对于金融从业者的转型，金管局确有规划。金管局发言人表示，将于今年底前在银行专业资历架构下推出“金融科技”新单元，为金融科技从业员提供具认证的专业培训课程。课程内容涵盖金融科技运用、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合规科技、金融科技产品开发和管理策略等，借此提升金融科技从业员的专业能力和扩大人才库，以应付未来银行业所需。

但是，大专院校方面，尽管设有相关课程，资源却明显不足。游杨是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的新晋教授，曾在Facebook（现改名为meta）公司的加密货币项目Libra（现改名为Diem）中从事研究工作，可谓是研究数字货币的青年人才。然而，游杨向《香港01》坦言，目前香港学术界研究数字货币的学者并不多，尤其缺乏实证研究，“金融、经济系的研究工作都是资料驱动。除了数字人民币以外，CBDC没有大规模使用，资料不足，无法建模和分析。实话说，发论文是比较困难的。”他直言，类似数字货币等新兴研究议题，“学术界的激励有限。”

投融探索拓深度
必须整合现行制度

诚然，“贸易”是一手妙着，依托中国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国的地位，平台得以开展广泛的试点，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将拓宽。但回到香港，作为一座金融中心，香港的货币主要是作为投资和融资货币使用的。因此，探索批发CBDC在投融方面的应用亦同样重要。

“为什么外国人要换港元？因为香港有很多IPO，外国人要来港交所交易。”黄元山说，“如果将来数字资产成为了主要的金融产品之一，那香港能否提供这些资产的交易？”他重申，香港必须跟着未来一起改变，“否则会被科技颠覆”，而港交所作为垄断二级市场的交易平台，应该看见这一趋势，迅速作出改变。因此，上述团结香港基金《构筑基石》研究团队建议港交所创建数字资产交易所，并以CBDC作交易，具体例子可参考瑞士证券交易所旗下的瑞士数字资产交易所。

而《构筑基石》在投融方面的另一建议，便是以批发CBDC平台最佳化现有的港交所证券结算基建。《构筑基石》指出，目前由港交所中央结算系统（CCASS）和金管局辖下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HKICL）组成的即时货银两讫（DvP）交收服务仍然存在信用、结算风险，而金管局可以以批发CBDC平台代替HKICL的平台，改进款项支付的效率。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运用智慧合约实现“自动实时的货银两讫”，将有助于提高交易透明度，降低交易风险。

然而，游杨对CBDC在二级市场的应用并不看好，因为CBDC会带来金融市场更高的透明度，“可能一些买方基金或者外资并不愿意参与到一个完全透明的市场。”他解释，金融市场有自身的执行逻辑，金融机构花了大笔资金作调研后选中的部份投资产品，若信息即时被其他机构发现，很难赚钱，“长此以往，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去调研，去挖掘一些好的公司了。”游杨补充，高透明度的市场对顾客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或会导致机构间合谋定价。

另一方面，社会体制也是考虑因素之一。游杨指出，中国的金融体制由国有银行主导，所以推行数字人民币时是“自上而下地打通”，较为容易。但香港的社会环境需要平衡内地资本、外国资本和本地财团的需求，“数字港元的推出，尤其是在资金监测方面，坊间的pushback（阻力）会比较大。”

“央行数字货币的难度，不是纯技术上的，而是如何与现有的制度合并起来。”游杨一针见血 地指出，即使区块链技术能保证信息、交易高度可信，但依然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怎么把一种演算法判定和人类社会判定结合起来，法律上怎么认定？”

因此，游杨总结道：“央行数字货币，三分之一是技术，三分之一是实际应用场景，最后的三分之一，是和法律、 政治和人类社会的结合。目前还处在很初级的讨论阶段，需要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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