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50年．觉醒｜香港人还爱国吗？
今年是保钓运动50周年，台海局势再度升温，早前美日峰会提到钓鱼台（日称“尖阁诸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间接承认日本拥有钓鱼台的主权。可是，比起1971年成功掀起一场保钓示威和活动，此番钓鱼台主权争议如今在香港却不见泛起一丝“爱国”的涟漪。在这五十年间，香港对国家认识和国族认同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而今日社会对国家的抗拒和疏离，究竟是源自愈来愈深刻的认识，还是愈来愈盲目的偏见？我们又应该怎样重新认识国家？近日，台海局势再度升温，美日在4月16举行峰会，双方领袖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罕有地提及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是自1969年以来美日声明后的首次，表示将共同面对中国在东海及南海的挑战，另外也提到钓鱼台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且美国有义务保护日本领土不受武装攻击。
保钓50年系列报道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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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不顾钓鱼台主权谁属的发言，海峡两岸的官方回应可谓南辕北辙。中国外交部批评美日联合声明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强调台湾和钓鱼台是中国领土，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日表明严正立场。台湾外交部则指会与美、日和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紧密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丝毫没有提及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台被单方面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范围，有“丧权辱国”之嫌。
其实，在美日峰会召开之前，中美日三国已频频围绕着中、日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台附近水域进行军事行动。无奈的是，不论是美日峰会侵犯主权的声明、中美日三方的连串军事行为，还是台湾政府的“卑躬屈膝”，均没激起香港泛起一丝“爱国”的涟漪，只有网上廖廖怀缅保钓运动踏入五十周年的文章，而曾多次不顾性命安危组织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的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自2018年后未见发起任何活动。民间更鲜有讨论相关议题。
不禁让人感到惋惜，在1971年成立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的五十年后，不少香港人对国家和国族已不只模糊，更似乎已成与我无关的“局外人”。而要了解这五十年来香港国族认同这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须回到历史，认识保钓运动发起时的社会背景，并随时间推移，从港人国家身份认同的演化中找到脉络，以寻觅重新认识国家的良方。
“香港的保钓运动可以分为三波浪潮。”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裕南和副主席区伯权忆述保钓运动的发展脉络。他们指出第一波可以追溯到1970年台湾、北美学生引发的保钓浪潮；第二波为1990年前后几年与保钓相关的向日索偿运动；第三波为1996年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台列屿的北小岛架设灯塔，再次引发保钓热潮，并与曾健成、陈裕南、柯华、罗堪就组织保钓行动委员会运作至今。
第一波保钓运动的导火线可以追溯到1970年9月，其时，冲绳警察局奉日本政府及美国民政当局之命，将钓鱼台上的中华民国国旗拔下撕毁，驱逐附近水域的台湾渔船等。事件激发在台港澳侨生的爱国情绪，开始组织保钓示威活动。这股保钓热潮很快传至北美的中国留学生社群之中，遍布美国的东西岸，由最初美国东北部的普莱斯顿大学蔓延至西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等华人留学圈。
由学生牵头的爱国运动
当时中国内地尚未开放，北美留学生以台湾和香港为主，他们在1971年1月29日举行首次全国性大型示威活动，声势浩大，二、三千人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抗议，喊出“保卫钓鱼台”的第一声。自此，香港的教师和学生旋即响应北美的保钓示威，于同年2月初组成“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并于2月18日早上举行本港首场示威活动；紧接的“二、二零”日示威活动，约有200名大专生、中学生、就业青年手持“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誓死保卫钓鱼台”、“不容美资指染中国油矿”、“发挥五四爱国精神”等标语，于中环德忌笠街（现德己立街）日本文化馆外示威，高喊“保卫钓鱼台”口号。
然而，香港初期的保钓运动几乎可以看作极少数学生的“无事生事”，英国殖民政府和社会大众对事件未有太大关注，亦缺乏媒体深入报道，相关新闻即使在亲国民党的《华侨日报》和亲共产党的《大公报》，也只有廖廖几句。随后半年，保钓运动的声势“愈滚愈大”，及至1971年末，已从学生运动演变为容纳不同阶层和职业的爱国主义社会运动。
事件的转捩点可以追溯至同年的“四、一零”保钓示威。其时，“香港保卫钓鱼台临时行动委员会”动员三十多名学生到日本文化馆外示威，在皇后大道中德忌笠街街口处被率先布防的警察拦截，双方发生冲突，最终遭到警方镇压，21名学生被拘捕。警方的无理拘捕引起社会关注，牵起市民的不满情绪，为原本纯粹反美抗日的学生运动增加了新的意义—反殖民主义运动、争取合法示威权益。
在这之前，学生示威者的形象往往是制造事端、破坏社会安宁的罪人 ，比如《华侨日报》以《三十余男女非法集会示威 不听警察劝告廿一人被控》为题报道示威事件，指示威者“不听劝告”、“乱贴标语”、“非法”，却鲜有提及钓鱼台的主权归属问题。及至7月7日芦沟桥事件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学联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保卫钓鱼台七七大示威”，期间，两、三千名示威学生遭警察包抄，高级警司威利手持警棍冲入人群打伤多名示威者和两名记者—《虎报》摄影记者和《星岛日报》摄影记者，最终六人受伤、21人被捕，三辆电单车被焚烧。事件引发公众哗然，警察滥暴令社会的反殖情绪进一步升温，促使更多成年人投身到这场社会性的爱国运动当中。
其后，“八、一三”、“九、一八”两场示威将香港保钓运动推动高潮，均有逾千人参加。在政府拨出多个场所供青年作示威之用的情况下，示威过程大致和平进行。随着1972年的“五、一三”示威（最后一次大规模示威），国共政府缺乏解决钓鱼台争议的实际行动，示威人士只好在5月15日目送钓鱼台“归还”日本，这场爱国运动终敌不过政治现实而复归沉寂。
学生作为保钓运动的领头群体，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反叛和迷失的痕迹，在岭南大学前协理副校长（学术事务）、政治系荣誉教授王耀宗笔下，“示威者”是长头发、穿紧身牛仔裤和pop art式衬衫、吸美国烟，却愿意为爱国事业鞠躬尽瘁，高呼“打倒美国帝国主义”，他形容“我们是迷失的一代”。
藉示威重构对国家认识
这种自我矛盾的“西方化”外表与爱国的行为表现，可以看作在复杂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下的港人身份认同危机。但这种身份认同危机并非英国政府的无心插柳，实质是有意为之。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两股势力僭伏在香港社会之中，一有机会即调动港人的“反殖情绪”。比如在五十年代，社会贫富悬殊，市民的不满情绪逐渐浮现，1956年，因徙置事务委员会禁止将贴旗帜，国民党掀起“双十暴动”，而1967年爆发的“六七暴动”，更是由最初的劳资纠纷演变为“反殖”的左派暴动。
港英政府因此对国共两党在港活动甚有戒心，特别对充当示威主力的年轻人多番防备，一方面在“六七暴动”后举办“香港周”及“香港节”，又在1968年举行大型全港青少年暑期活动，透过社交活动“梳导”年轻人的“血气”。
另一方面，为避免国共意识形态和反殖意识深入青年群体，港英政府委任的中文科目委员会在1953年发表《中文科目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推动“去政治化”的历史教育。这种教育方向正好与钱穆、孙国栋等南来文人的史观相互合流，由后者校订的第一本中史教材《中国历史》于1960年出版，一共十册，由古代史谈到抗日战争，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轻意识形态较重的近代史，歪打正着地消解了近代史中“国破家亡”的惨痛民族经历和自卑情绪，这种“去政治化”、模糊爱国意识形态的史观一直沿用到2017年中史课程改革，但已影响了多代港人的身份认同感。
其实，香港地处国土边陲，自古远离中原文化，对在英国殖民地治下的年轻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无疑是一种文化“想像”。这种看似“客观中立”的治史方式，实质是在弱化国族认同感所需的历史记忆和政治经验，令年轻人难以从“共同的命运”中构建“共同体”，但这种模糊的身份认同正好有利于殖民地社会的和平稳定。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前系主任及荣休教授雷鼎鸣亦指出，虽然当时中国历史是中学必修的，惟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较少，青少年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依然模糊。这样看来，“保钓运动”更像是一埸台湾、北美和香港华人的爱国主义启蒙运动，他们借着示威活动，重构对国家的认识和想像，从而重塑个人身份，并在如何重建国族认同的道路上探寻。
不同光谱的政治想像
如果说七十年代初的“保钓运动”是爱国主义启蒙运动，那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示威者口中的“爱国”，实际上爱的是哪个国家？
香港“第一波”保钓运动正处于香港学运的“红火年代”，其中有三个主要派别，包括以莫昭如等“托派”为主的“联阵”（保卫钓鱼台联合阵线）、以陈毓祥等人为首的毛派（又称为国粹派）的“保钓会”（香港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和代表大学学生会的“学联”（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副研究员、新竹交通大学社文所合聘副教授王智明指出，这涉及到不同光谱的政治想像。
翻查资料，的确可以从不同学运团体的保钓钢领中区分不同的政治想像，比如“联阵”的反帝反殖、示威合法；“保钓会”的反帝爱国、统一中国；“学联”的爱国保土、示威合法，虽然三者针锋相对，但都以反对“一中一台”为行动共识，寻求中国统一。
即使是因左派路线分歧，而被国粹派连番狙击的香港“托派”—批评毛泽东、反对中共的官僚主义，以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坚持的国际主义为指导思想，在1953年被中共肃清，被迫流亡香港—面对中国领土争议，亦提出“爱国不分左右”的基本共识。在托派创办的《70年代双周刊》，笔者思杰便明言：“虽然中国（国共）两派互相斗争，但如遇外侮（中国人）便会很自然地团结起来。因此我们拥护北京的声明。”
当时，中共对钓鱼台争议的立场极为鲜明，官媒《人民日报》早在1970年12月4日和12月29日发文痛斥日本“反动派不仅蓄意掠夺我国的海底资源，而且妄图把钓鱼岛等属于中国的一些岛屿和海域，划入日本的版图……美日反动派如果硬要一意孤行，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而，在七十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逻辑里，“爱国必须反共”，重要的是与盟友美国合作，抗衡中共。面对香港的保钓运动，台湾当局及其支持者视示威者为中共的喉舌，加以压制。这种“同室操戈”的“无能”取态，促进了香港左派学生团体的联合，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甚至中共解决钓鱼台问题。
王智明指出，保钓运动所涉及的国家内涵，源于共享的华人身份认同和对“文化中国”的想像，“在这个‘想像的中国’，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那个时代，保留了相对模糊的空间，这样才有利于保钓运动发展。”
他续称，七十年代保钓运动可说是年轻人的政治实践，主要是出于爱国主义的精神感召投入保钓，没思考“中国”在现实政治意义中的内涵，“他们首先接受了钓鱼台是中国，而自己是中国人，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
爱国热情转向“认祖关社”
的而且确，在保钓运动期间，比起激进和行动至上的“托派”，因为有着五四爱国保土的思想传承，所以左倾的保钓学生大多对中共抱有认同和好感。而在1972年后，香港的国粹派承接了运动后的爱国主义思潮，把学生的爱国热情中转向“认祖关社”（认识祖国关心社会）活动之中。
当时的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多由国粹派出任，1973年会长是陈毓祥，1974年更是由国粹派包办学生会职位，倡议学生多认识国内发展，又举办回国观光团，借此强化学生的国族认同。
然而，随着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及内地推行改革开放，失去“话语权”的国粹派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另一方面，在港督麦理浩治理下的香港，经济崛起，市民的生活质素得以改善，保钓运动背后的爱国和反殖情绪不再，迫使社运团体重新思考政治路线；适逢八十年代未，中国民主运动忽然兴起，魏京生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要求将权力保持在劳动人民手中，为香港的政治团体提供土壤，令原本拒绝盲从共产党和“国粹派”、对殖民地政府抱有疑问的“社会派”在“火红年代”中脱颖而出，支持中国民主化。
而提出的“民主回归”、“大中华”、“社会参与”路线的社会团体—汇点（即民主党的前身）正是典型例子。它的出现，亦反映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构成元素出现转向，由最初的“爱国”激情转化为民主改良和关怀香港社会。
上文刊登于第267期《香港01》周报（2021年5月31日）《保钓运动50年 香港人还爱国吗？》。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