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50年．决裂｜由“血浓于水”走向“陆港对立”
如果翻查民意调查，不难发现，港人的国族认同感在回归初期一直维步上扬，在2008年达到高峰，有34.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惟其后急剧下滑，至2014年更跌至17％，比回归时更低；相反，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2008年后大幅攀升，单在这两年间，香港人的认同感升了14.4个百分点，到2020年更升至44.2%（见图）。到底，港人的身份认同感为何会由“国族认同”转向“本土认同”？
保钓50年系列报道四之三
承接上文：
王智明认为，港人的国族认同感有如此变化，最大的改变是2008年前后到2014年之间的转折期，令原有的“中国想像”在港台失去空间，“这一点大陆要负一定责任，不仅是港台社会本身的变化，还有内地本身的变化。”
其实在回归初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未有出现想像中的社会、经济动荡，大体维持英殖时期的社会运作方式。对于香港的“民主改良”风潮和主流的“民主回归论”，中央亦有照顾到港人对政制自由化的需要，在《基本法》草拟时订定“循序渐进”的民主路线和2007年落实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的双普选时间表。
虽然在2003年，香港社会就《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掀起争议，但市民反而将矛头指向时任特首董建华和时任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而中央亦容许政府“撤回”立法，接受董建华的“辞职”，并由高民望的曾荫权接任。事后，港人的国族认同感相对持平，翌年更升至31.6%，未有因而激化陆港矛盾。
同年，非典型肺炎（SARS）爆发，重创本港经济，中央一方面与香港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从货物和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四方面，为港商开拓内地市场；另一方面，内地开放来港“自由行”，以旅游和零售业帮助香港经济快速复苏。在这段期间，港人的国族认同感稳步上扬，适逢2008年“五． 一二”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陆港关系更迎来了一段“蜜月期”，香港人的“中国人”认同感达到了34.2％的高峰。
汶川地震高峰后开始“失落”
可是，自此以后，港人的国族认同每况愈下，进入长达六年的衰退期，至2014年陆港关系正式“决裂”，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下跌20个百分点。在2008年为汶川地震筹得130亿元民间捐款的香港，为何有如此大的改变？
可以说，“国难”能够招聚港人的国族认同感，但事故的本质、救灾和后续的调查和重建，又“刷新”了港人对内地政府的期望和负面认识，可以说，汶川地震既是港人“爱国主义”的高峰，亦是港人“失落”的开始。
汶川大地震造成六万多人死、21.6万间房屋倒塌，其中包括6,898间校舍。但在天灾之外，又有多少人祸成份？
当时，有学生家长拍摄倒塌后的北川中学校舍所用砖块不含水泥、柱子碎成粉末，质疑“天灾”背后是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所致，便积极调查事件成因。但民间的自发调查及维权活动皆被官方恶意阻拦，其中组织者四川作家谭作人更被内地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以五年有期徒刑。
而在汶川的重建过程中，不时传出港人的捐款不知去向、官员公款私用和“郭美美事件”。到了2011年，《明报》指151个援川重建项目六成不达标，引来市民哗然。而毒奶粉事件更将质疑声上升对“中国制造”的认同上，含有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被发现在汶川救灾时期用作救援捐助物资。
凡此种种，都勾起了港人对内地的不满，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发现港人“党国分离”的爱国心态，一是矛头仍然指向中共和权贵阶级，与“血浓于水”的受害同胞可谓同仇敌忾；二是汶川地震远在蜀地，事件并不影响港人的日常生活。
但随着毒奶粉事件不断发酵—22企业69批次的奶类制品含有有害成份，更涉及多个外销市场，而香港亦有五人受害。事件不止令“中国制造”背上“山寨”、“造假”之污名，更加剧港人对内地人的不信任和“素质”上的质疑，而日后内地人到香港抢购奶粉，更是为其后的“陆港矛盾”埋下伏笔。其中的导火线，又要数港府的失政和“蝗虫论”的兴起。
2001年，香港终审法院判下历史性的“庄丰源案”，确立“双非家庭”的子女可享香港永居权，几乎可以看作为香港“蝗虫论”─凡经之地寸绿不留─的起源。
随着2003年“自由行”实施，大量内地孕妇循合法和非法途径来港产子。单在2001至2011年间，便有超过17万“双非婴儿”获居港权，期间更发生产妇床位不足的问题。但“庄丰源案”非因内地政府而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判决前曾建议香港方面不要作出如此判决，认为这样的判决对香港未来的管理较为不利。惟政府和法律界人士错判形势，以为“北京不应过多干涉香港”，终铸成大错。
与此同时，由于早年的食品安全问题，部份内地游客来港“抢购奶粉”等各样日用品，又有人利用关口之便每日走私水货，令关口附近地区药房林立、物价高企，而部份“自由行”旅客被发现在街上随处便溺，令港人质疑内地人视“公德”、“文明”和“素质”如无物。有人将“双非婴儿”、产妇床位不足、水货客问题等资源分配和社区承载力问题归咎于内地人掠夺香港社会的资源、侵蚀香港核心价值，多次发起“光复行动”和“驱蝗行动”，要求内地人“混回去”，引发新一波陆港舆论战。
从政制权贵转而对内地人不满
内地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以单仁平的笔名发表评论文章，指香港社会在指出内地游客一些不文明的举止时，也应该给予包容，不然就是港人的不文明，企图平息两地矛盾，但在部份陆港网民的逻辑中，前者认为问题不在于“不文明举止”，而是内地人是香港的“爹娘”，香港人不应该反感他们的行为；后者则无限放大文化差异，拒绝理解和包容。
纵使梁振英上台后“双非”和水货问题等资源分配问题得以解决，但“自由行经济”所引发的产业单一问题一直饱受诟病，终被疫情重创。而上述看似无关痛养的“小事”，正在逐渐地打破港人对“国族”的认同和想像，由回归初年对内地政制和权贵不满，逐渐深化至“国人”的主体身上；而在泛民建构的国族认同—“爱国不爱党”中，早已将政治剥离“爱国”的内涵，如今陆港矛盾将余下的“民族”和“文化”这些凝聚“国族”认同的关键元素消除掉，促使港人寻找能使个体重新连结社会群体、重新建立明确道德视域的共同身份—本土身份认同。
2006年，香港第三大泛民党派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成立，以“基层主导、民主企硬，旗帜鲜明的反对派”为纲，提倡民主抗争、争取社会公义，其中梁国雄、陈伟业和黄毓民自2008年获得立法会议席后，便将激进文化带入议会，在议会内掷香蕉、掷杯、展示示威道具、人生攻击官员，进行“抗争”，与作风温和的民主党、公民党等传统泛民政党格格不入，更时有争执发生，扬言要与泛民“割席”绝交。
社民连三子的激进民粹路线收获了一大批支持者，特别是厌倦议会政治的青年群体。民主党投票赞成通过2012年政改方案后，更被社民连连番狙击其“出卖港人”，其后，立法会的“激进派” 、“本土派”议员不断增加，包括人民力量的陈志全、提倡“港人优先”的范国威。他们的兴起见证了香港政治生态的转变，泛民的“大中华”式叙事逐渐丧失话语权，反而从本土出发的激进力量和政治经历，成为了新共同体的纽带。
2012年“反国教事件”可以视为香港人抗拒“爱国”主义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更是新一代社运发展的分水岭—由议会政治走向街头政治。
其实，早在2007年，内地已察觉回归后的教育理念并没有从英殖时期“去政治化”的意形识态中纠正过来，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香港后强调“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但政府纠正方式却颇为“耐人寻味”。
2010年，德育及国民教育专责委员会正式成立，教育局计划于2012年将“国教科”设为必修课。当时触发“反国教”的导火线，正是一份由教育局资助、向全港中小学派发的国民教育参考教材《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下称《模式》）被指内容偏颇，例如形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遭不少人认为其内容对中共盲目地歌功颂德，被人质疑是“党国”教育而非“国民教育”，俨如向学生“洗脑”。以王之锋为首的学民思潮发起多场反国教示威和占领政府总部行动，成功迫使政府搁置计划。
可是，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份，学生有责任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一日千里的发展现况，以至建立国民身份认同，问题在于《模式》未有符合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特别在“去政治化”教育观念奉行多年、“批判性思维”和批评政府成为社会主流的政治正确的当下，强行将爱国价值观灌输学生，只会惹人反感。但政府的“操作”再一次激起港人对中共政权“干预香港”的不满，而“反国教”的成功更促进了日后的街头政治运动，此后，港人更积极推动自由、民主的政制改革。
对立已成 保钓寸步难行
而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后，港人追求无门槛的“双普选”梦碎。不少年轻人有感中央干预香港事务令港人权益受损，故跳出“一国两制”框架，在本土运动中寻找出路，因而衍生出香港独立党、青年新政、香港民族党等多个“港独”组织。2016年，青年新政的游蕙祯、梁颂恒等知名“港独派”人士更成功进入议会。
这班“港独派”人士大多认为香港有独特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但回归后饱受中国“殖民”和“侵略”，致令本土核心价值削弱，故主张建立香港民族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他们敌视“大中华”的传统泛民，批评其“和理非”的政治理念无力抗衡中央，需为社会的民主发展停滞负起责任，提倡采取更激进手段，使“香港脱离中国独立”，以达致完全民主。
如果说当年保钓运动中的“我者”和“他者”是中国人和日本政府，在经历2008至2014年的转折期后，已变为陆港对立，更难言社会对保钓运动的关注。
区伯权指，2007年前后，保钓行动委员会经常被学校邀请办讲座，分享南京大屠杀、保钓运动等议题，借历史事件帮助学生建立国族认同感。但在2012年后，不只被学校邀请的次数大幅减少，学生的兴趣也大不如前，“透过这些活动是否可以令到学生认识和关切中国？他们用自己的价值框架（frame）来看问题，这是我们掌握以外的。”
而梁振英政府于2012年开始阻止保钓人士出海后，香港的保钓运动更是寸步难行，亦后继无人。陈裕南指，“有时候摆街站，会被年轻人骂‘搞什么？搞好香港先啦！’，知道我们是爱国的，叫我们不要做。”
自此，本地分离主义涌现，而保钓运动的衰落正好印证着陆港矛盾推向高潮，日后的反修例风波，更令港人迁怒于内地，建立本土的身份认同，终令香港走上“不归路”。
上文刊登于第267期《香港01》周报（2021年5月31日）《保钓运动50年 香港人还爱国吗？》。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