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四｜以产业规划破结构矛盾 港方迎凤凰涅槃
香港岌岌可危的产业结构，才是一切危机的根源。无论融入双循环与否，深层次矛盾带来的社会、经济风险都已经突显。所以，香港若想“化险阻为夷途”，就必须围绕打造多元产业、破解产业固化的目标，去探讨融入双循环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让香港健康、有活力的发展，才能使城市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每位港人。
“双循环与香港”系列报道四之四
承接上文：
–融入双循环–
做好产业规划 防范自身矛盾
迎接“凤凰涅槃”
在《十四五规划》和双循环战略等种种政策利好下，香港自然是转机无限，但也要警惕和解决自身问题在融入双循环过程中被恶化的“副作用”。而这要求香港政府必须认识到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有魄力去推动社会经济结构性改革。只要香港拥有健康的产业结构，才能保证健康的融合。邓希炜警告：“不可像‘无人驾驶’一样希望市场自己调整，不会的！”
前文提及诸多产业，不止有香港的四大支柱产业，亦包括很多新经济产业，如数字产业、科技创新产业，更包括将香港优势的公共服务产业化。将香港积累的优势发展成为新的产业，有助于破除固化的产业结构，创造更多向上流动的职位，提高社会福利，达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健康社会发展。
要发展新产业，关键在于政府的产业政策。邓希炜认为，只要港深边境一直存在，只要香港是一个独立经济体，“政府都要围绕港人的‘就业’去设计产业政策。”他促请港府学习新加坡打造属于香港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为市民提供更多就业选择。“怎样会有选择呢？新加坡就‘夹硬’发展一些不是它优势的行业。”他表示，新加坡很多工业都失败，但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高新科技优势，成为赛道的领头羊，“现在新加坡又要biotech（生物科技），又要new chemicals（新材料），工业占GDP比重百分之二十几！”
邓希炜又以美国作对比，美国奉行效率至上，企业要最大化利益，国家要最大化增长，忽略了因此而造成的贫富悬殊问题，“贫富差距发展到了一个无法支撑的点，就不能继续高速发展，会出现内乱和社会问题，甚至影响到政治。”他说，“我们应有一位政治人物走出来质疑一下：香港是否要牺牲少少效率？”
这要求特区政府对香港未来的发展有长远规划，更要有推动经济转型的决心和能力，对有前景的新兴产业施以一系列政策支持，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但管治者又是否能做得到呢？在研讨会上，一众学者都批评特区政府缺乏规划能力、管治方式僵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香港坐拥科研优势却迟迟未能成为国际性科创中心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战略理念和顶层设计：“科创产业单纯的依靠市场自发去构建，会遇到一系列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
例如，香港政府对市场缺乏调控，既没有解决科创产品落地的产能问题，亦没有解决科研人才的待遇问题，导致香港大量科研人才、成果流失。大疆创新就是一个“为他人做嫁衣”的典型例子。“大疆的技术在香港成型，但在深圳产业化，那最后其实给深圳贡献了就业和GDP，香港到底得到了什么呢？”张玉阁指出，若不解决陆港两地在科创产业上的“各自诉求和利益平衡”问题，这种合作亦“不可持续”。他表示，港府可考虑在河套区引进科研实体机构，让机构带着资金、研究和就业岗位来香港，令科创产业产生更多社会互动。
邓希炜则从科研发展和香港的产业链完整性去考虑，指出政府应该协助搭建服务于科研的高端制造链，“科研和生产是有地区性的，将产能放在广州、深圳亦不现实，中间始终隔着‘深圳河’。”他认为，若香港能在发展中保持第二产业（工业）占GDP一成，已足够支撑研究所需，亦能为香港经济带来利益。现时，虽然《财政预算案》已对“再工业化”有所着墨，亦有财政支持，但邓希炜还是希望政府能尽量将手续、条件简化，才能有效带动工业发展，“政府出了钱，但很多人却不知道怎么拿，又或者有很多条件要克服，那么效益亦不会好。”
除了产业结构要对创科研发有所支持外，人才资源亦对创科发展十分重要，是驱动创新的核心所在。廖群叹道，虽然香港的科创业短期内可以从外地引进人才，但“总是从深圳或矽谷请人也不可持续”，香港必须打造local talent pool（本地人才池），才能支撑创科产业的蓬勃发展。
“香港有没有科技人才成长的良好土壤呢？”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讲座教授倪明选在研讨会上抛出了这个问题，随后便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科大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本科生，十多年前，他们一毕业就离开香港去了外国，最近兴起了创新创业，那学生就去了内地。同样地，我们也培养很多优秀的博士生，最后都被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欧美的学校挖走了。我们还培养了很多优秀的老师，甚至部份还拿了院士，但内地薪水给得高、房子也大，科研平台也比香港大得多，他们也走了。”倪明选严肃地拷问：“香港确实能培养高端人才，但如何留住他们，让他们为香港创造价值呢？”
倪明选的话，透露出的是每位有志于香港从事科研事业的人才的心酸。其实，要解决人才流失的问题，本质就是去解决民生问题：住屋难、高等教育资源不公、就业选择单一、营商成本高企等。张玉阁指出，解决民生问题是政府建立认受性、权威性的最好渠道，“任何一个经济体，不管它实行什么制度，政府都有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责任和义务。”他认为，香港政府必须正确客观地理解如产业政策的中长期规划，为香港未来铺路，维护市民的利益，才能取信于民。
解决深层次矛盾，是良性循环的开端，只有政府愿意带头去作出改变，社会出现积极变化，才能不断强化政府和市民之间的信任，而政府在推行新政策时才能更有效率，更容易带动社会进步和转型。如此这般，香港才能有成为“双循环枢纽”的可能性，才能有在未来发展中“化危为机”的能力，才能重建国际城市的内涵，拥抱国家发展转型的经济红利。
此为“双循环与香港”系列报道四之四。想了解双循环经济之下，香港有哪些危机，又如何“化危为机”？完整报道请看：
上文节录自第260期《香港01》周报（2021年4月12日）《再陷疫苗战场 港版“疫苗护照”如何落地？》。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