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二｜陆港融合要找准方向 否则恐致副作用
作为中国最国际化的开放高地，在当前国际环境危机四伏下，香港不但无法独善其身，而且早就“腹背受敌”。全国人大会议早前正式通过迈向现代化蓝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十四五规划》），当中确定了“双循环”战略，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挑战。于内地而言，双循环战略已毫无疑问成为中长期主轴；但对香港来说，双循环却依然是个问号。
“双循环”强调，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发挥中国市场内需潜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可见，国家的发展前景开阔，但香港呢？作为中国与世界的“超级联络人”，在中美角力的国际政治新常态下，香港的外循环枢纽功能将首当其冲受到外部风险的影响和打击。香港亟需重新厘定自己在国际上的政治及经济定位，找准发展方向，做好准备迎接大势。而当中央提出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国家战略，着眼于内部经济改革，香港若不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则会错失国家战略转型过程的重重红利，在国家头等大事下被“边缘化”。这是危机，还是转机？选择权还在香港自己。
“双循环与香港”系列报道四之一二
承接上文：双循环·危机｜国际形势剧变 中国战略调整 香港“山雨欲来风满楼”
–融入双循环–
深层次矛盾重重 破除壁垒后恐致“副作用”？
分析过后，我们不难得出这个方向：香港应抓住双循环机遇，主动融入内循环寻找机会。这其实也是中央对香港的期望。在访问中，张玉阁与廖群不约而同提到“香港应主动融入国家大局”。从政治角度看，张玉阁指出，这是《十四五规划》里对港澳的“特别强调”，“这个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十三五’中并没有。”他补充，《十四五规划》为港澳设立专章，足以表明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份量和地位，“一个城市在国家最高层级的发展规划中出现，是重大事件。”廖群则从经济角度补充，“你看看内循环，国内有14亿人口。欧盟才多少人？七亿人口，美国三亿人口，西方全部加起来才比得上。如果内循环真正循环起来，肯定是一个比海外市场更大的市场。”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要香港“主动融入”并不简单，需特区政府主动去搞“内交”，打破目前两地融合的壁垒。廖群指出，两地现时存在三种壁垒：资金壁垒、制度壁垒和思想壁垒。目前来看，资金壁垒最低。他表示，在适当放宽限制下，香港金融业已非常蓬勃，这从中概股来港潮可见一斑，“国内融资需求很大而资本市场相对小，所以大量企业来港融资。”张玉阁补充，香港的资金对内地实体经济支撑非常强，“包括一些深圳科创的天使投资，也是从香港过来。”
制度壁垒虽然存在，但近年有起色，例如推动在陆港人的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然而，像医生、教师、会计等专业人士两地认证仍因疫情而暂时搁置。张玉阁指出，中央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的契机上提出大湾区建设要“促进经济运行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但他认为，就算已有“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试点，陆港的产业合作仍未能找到合适的路径，“过去‘前店后厂’的模式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合作，互补性非常强。但现在陆港合作逐渐转向服务业之间，而服务业之间竞争比较强，处理不好就很难合作。”
廖群对思想壁垒最不乐观，去年社会运动后，内地人与港人的鸿沟进一步扩阔，“香港的医生未必想去内地执业；内地过来香港看医生的人，也不会像‘运动’前那么多了。”张玉阁亦认为，近年香港社会的“政治化”倾向阻碍了两地合作，“2019年2月提出《大湾区规划纲要》，6月就出现反修例运动，共同建设的氛围受到很大影响。现在再去提‘建设大湾区’，就没有一种‘顺势而为’的感觉了。”
“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必要之举，但不代表其可以解决香港的所有问题。在消除壁垒的当下，香港亦要思考融入的“副作用”：无论是顶着压力保有外循环枢纽的角色，还是融入国内大循环，都可能进一步固化香港的产业结构。
需要厘清的是，“副作用”的出现根源不在融入，而在香港自身。香港长期深陷结构性经济问题，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这四大支柱产业占本地GDP六成。邓希炜曾在《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1》内表示，发现过去二十年内，四大支柱产业中“只有金融业录得工资增长”，其他三大产业维持平稳甚至有负增长。“金融独大”的香港陷入了“高增值低就业，低增值高就业”的初次分配失衡，叠加住屋问题，导致贫富悬殊严重。“香港不是收入悬殊（income inequality）那么简单，而是财富悬殊（wealth inequality），严重程度是全世界数一数二。”邓希炜慨叹。
积极地看，香港的金融和专业服务有着内地短期内无法追上的优势，中央当然乐见香港带着两个优势产业积极融入双循环。消极地看，金融业和专业服务只会在融合之下继续壮大，进而加剧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市场主导’发展出地区的比较优势，好明显香港的比较优势就是金融。双循环下，金融机遇无限。但贫富悬殊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可能还会愈来愈严重。”邓希炜说。“严重到一个点，不知道会不会对大湾区发展都是一个风险。”
当记者抛出这一问题，张玉阁引用香港教育大学副校长吕大乐的概念来回答：“香港是一个‘有边界的全球化城市’。”这个概念出自吕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论文《一个有边界的全球化城市：1997年后转变中的香港处境》，文章开篇写道：“作为一个全球化城市，香港的处境有点尴尬。”继而解释这种尴尬来自制度区隔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全球化强调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香港作为全球化城市，会对周边城市产生一种支配作用，发展出以香港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九十年代的“前店后厂”便是例证；但另一方面，制度和边境的区隔，令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资源流动是“资金的广泛流动，人的有限流动”，加之政府迷信“市场万能”而缺乏规划，导致香港在分享内地经济发展红利的过程中，只能做到“无升级亦无转型”的增长，没有实质经济发展。
“香港人的mobility（流动性）其实好低。”邓希炜一针见血道，“没有人质疑过纽约做金融中心有什么问题。因为如果在纽约‘揾唔到食’，我可以去新泽西州或者麻州，但在香港，这个选择不是那么容易。”张玉阁亦有同样的看法，“如果在深圳，一看一个月只赚一万多元，连房子都租不起，那我回老家算了。但香港连乡下都没有，去哪里呢？”张玉阁指出，靠融合来解决香港的内部问题并不现实，“内地的薪酬水平目前还达不到香港的薪酬收入，要通过大湾区来消化香港的就业需求也不是说做就能做的。”但张玉阁亦指出，香港可通过融入大湾区令固化的产业有所松动，这也“对特区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皆因“特区政府在产业规划上存在短板”。
这是香港正在面临的大变之局，但危与机总是在变局中共存。想了解香港如何把握机会破除危机，转危为安，重觅经济活力？详细内容请看下篇报道：双循环．三 | 多边主义洗牌 香港如何化险阻为夷途？
此为“双循环与香港”系列报道二之四。想了解双循环经济之下，香港有哪些危机，又如何“化危为机”？完整报道请看：
上文节录自第260期《香港01》周报（2021年4月12日）《再陷疫苗战场 港版“疫苗护照”如何落地？》。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