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秦始皇的千古罪状 却是一件错综复杂的历史奇案
每逢提到箝制思想的暴君，很自然就会想到“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最常见的说法是指他推崇法家哲学，讲究权势而排斥文教，故此屠戮儒生，创暴政之先。
但事实上，秦始皇早年曾经一度招揽儒生。儒家经典也没有毁在他手里，他所坑杀的人，亦并非我们一般理解的知识分子⋯⋯
尊法贬儒？
要了解秦始皇对待儒生的态度，可以先由封禅一事讲起。公元前221年，秦嬴政统一六国，成为天下共主。他听从李斯等人的建议，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是为“皇帝”，自称为“朕”。他又采纳“五德终始说”，认为“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史记・封禅书》），因而将黄河更名为“德水”，并规定衣服及旌旗都使用象征水符的黑色。
所有这些行动，都是要加强秦国取代周室的合法性。而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受命于天”的身份，秦始皇决定执行古代帝皇的“封禅”。当时最熟悉祭祀仪轨的人乃儒生，于是秦始皇去到泰山进行封禅礼时，就带同了多个儒生。《史记・封禅书》对此有详尽记载：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
秦始皇最初接触法家思想，大概为公元前255年至247年间，期后他亦是用法家学说统一六国。换句话讲，秦始皇并没有因信奉法家而排斥儒家。甚至乎他一度非常看重儒生，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赢得政治合法性。
然而，事情却就此急转直下。盖因封禅礼本来便属传说之事，当时的儒生根本没有共识。秦始皇见他们不济事，就罢黜儒生，自行走到泰山顶进行封禅。结果走到山腰之时遇上大雨，非常狼狈。儒生见状，纷纷报以讥笑之声。这个就是历史上，秦始皇与儒生之间的第一次矛盾：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秦虽无道，不燔诸子
公元前213年，齐国人淳于越向秦始皇建议恢复古制，遭到李斯反对。他认为秦国既然创下不世功业，诸生自然亦不该以古非今。他提倡除了秦国史书外，其余史书俱尽数焚毁；诸子百家之书只准博士官保留，民间不得私藏；医药、卜筮、农业等书，不受管制；想学习律令者，必须以官吏为师。秦始皇下旨同意，这便是“焚书”的始末：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
可以讲，秦始皇箝制思想自由、打压异己，这点绝对是铁一般的事实，无须洗白。但由此推论他“尊法贬儒”，继而排斥文教、只著重武力统治，则是有点“滑波谬误”。由始至终，秦始皇都相当清楚儒学以至文化教育，对于维系政权的重要性。他在“焚书”一事中的所作所为，在后世的帝皇之间亦不罕见，论程度也不是最严重的一个。
例如汉代学者王充便指出：“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论衡・书解》）。宋代大儒朱熹亦表示：“如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朱子语类・杂类》）。清代文人刘大櫆更写下过一篇题为《焚书辨》的文章，认为真正焚书的人不是秦始皇或李斯，而是火烧阿房宫的项羽：
当项籍之未至于秦，咸阳之未屠，李斯虽烧之而未尽也。吾故曰：“书之焚 ，非李斯之罪，实项籍之罪也”
相较之下，乾隆年间屡兴文字狱，并以纂修《四库全书》为由查毁禁书，所禁书目多达2855种，比秦代焚书有过之而无不及【注一】。然而，乾隆却能以“康雍乾盛世”之名流芳后世，秦始皇则成为了打压文教的象征人物。单就这点来讲，秦始皇实在是有多少“冤枉”。
坑儒：两个版本的故事
至于“坑儒”一事，就更加显得扑朔迷离。现时关于坑儒的典故有两个，一则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一则出自东汉卫宏的《诏定古文尚书序》。
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版本，焚书后翌年，即公元前212年，两个为秦始皇求长生药的方士：侯生及卢生，因为不齿秦始皇的为人而私下离去，并发布许多批评他的言论。秦始皇大怒，将一众方士全数缉拿审问，最后于咸阳坑杀了大概460多人：
“⋯⋯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𫍚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至于卫宏的版本，则与“书同文”的政策有关。有说秦始皇将古文字改为小篆及秦隶后，担心天下读书人不从，于是便派人在骊山的温泉区种瓜，造成了冬天长瓜的奇闻，引得一众儒生前往考察。到埗后，秦始皇立即命人向山谷填土，将700多个儒生尽数活埋：
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方相论难，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终命也。
卫宏的版本在唐代极之流行，但此说出现的时间，其实与坑儒一事已经相差了近250年，此前亦未有见于其他史籍之中。近代亦有人质疑，卫宏曾替伪作的《毛诗》作序，其人言行不可足信。而单从这个坑儒的故事来讲，亦实在带点轶闻的性质，故此普遍不被学术界承认。于是考据的重点，就落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上。
儒生？术士？
依照《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叙述，可以见到事件的触发点在于方术而非儒学，文内亦没有提到“儒生”一词。“焚书坑儒”的说法，乃出自西汉孔安国（孔子十二世孙）的《古文尚书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但清代阎若璩证实，托名孔安国的文章几乎全属伪作，“坑儒”一说未必成立。
事实上，在两汉的经籍之中，大部份人都是写作“坑术士”。例如《史记・儒林列传》就写道：“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东汉王符的《潜夫论・贤难》也称：“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王充甚至在《论衡・谢短篇》以反问的形式质疑，天下儒生皆指秦代坑杀儒生，但个中情形有几多人是具体知晓？
夏始于禹，殷本于汤，周祖后稷，秦初为人者谁？秦燔五经，坑杀儒士，五经之家所共闻也。秦何起而燔五经？何感而坑儒生？
这一系列的纪录，让学术界近年牵起“翻案”之风，认为“坑儒”一说纯属穿凿附会，旨在渲染秦始皇打压读书人的形象。然而，这同样不是事实的全部。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便补充了一段秦始皇长子扶苏的求情之辞，里面清楚提到，这批遭到坑杀的术士乃孔子信徒：
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翻阅上面提到的文献，亦可以看到秦始皇坑杀术士之举，的确被不少学者认定为破坏文教。否则《史记・儒林列传》就不会将“阬术士”与“六艺从此缺焉”视作因果关系。而班固在《汉书》之中，更加是混用“术士”、“儒士”的称谓，为这宗悬案再添迷雾：
《汉书・儒林传》：“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
《汉书・伍被传》：“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杀术士，燔诗书，灭圣迹，弃礼义，任刑法”
《汉书・五行志》：“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贤圣，燔诗书，阬儒士”
究竟秦始皇是坑术士还是坑儒生？何以古籍经常混淆两者？
儒生即术士
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断，是秦始皇两者皆杀。毕竟他这个行径的背后，就是要肃清反对声音。虽然出发点在于术士，但会牵连儒生亦不难想像。更重要的是，两者在当时其实密不可分。从文首记载的封禅礼事件便可以看到，秦代儒生在朝堂的主要职能，并非宣扬儒学而是祭祀天地。他们固然亦要学习孔孟学说，但诠释阴阳五行显然是更重要的任务。事实上，许慎的《说文解字》就直接将“儒”定义为“术士”，所谓“柔也。术士之偁”。清代段玉裁更申明，凡精通六艺者，即为“术士”。
及至汉代，儒家学说更加进一步与阴阳玄术结合。令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其所著的《春秋繁露》便有不少关于阴阳消长、天道循环等内容。班固的《汉书・五行志》，亦是将五德终始说配以天象重新演绎：
贤君见变，能修道以除凶；乱君亡象，天不谴告，故不可必也。
由此可见，汉代文献对“儒”的身份定位，几乎等同方士。秦始皇不论是坑杀读书人抑或术士，对汉儒来讲都等同摧毁儒学。“焚书坑儒”，亦由此成为了秦始皇的千古罪状。
总结
秦始皇“焚书坑儒”，残杀民众、压缩言论自由，这点无从抵赖。以此说明皇权的独裁本质，并无不妥。然而基于“焚书坑儒”的典故，推论出秦始皇本人崇尚武力、屠戮学子，则有必要作出厘清。盖因秦始皇与儒生的矛盾，的确不在文教而在方术。当时的儒生也非我们今天一般理解下，熟读孔孟的知识分子。现实是，孔孟学说在汉代儒家之中，并非学习的首要课题，这点有机会再谈。
历史总是存在大量的书写和演绎，研究这些典故也不是为了咬文嚼字，而是希望纠正某些流传已久的既定观念，继而对当下有所启发。
不晓得阅毕上面的故事后，再引述“焚书坑儒”时会否有多一点的反思？
【注一】：这个数字出自学者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按照《剑桥中国史》的说法：“清代文字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作品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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