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足咁多爪”兼职　打散工还是企业家？

“斜撇世代”（Slash Generation）的成员，你我身边总有一位。既是婚礼统筹师，本身懂得剪片，于是兼任婚礼“台、灯、声”环节。没有这么多“好日”的时候，他则是名瑜伽导师，再有时间的话，就会透过应用程式平台兼职司机赚取外快。对于工作，态度就像是一只没有脚的雀仔，到处留情，“百足咁多爪”是对斜撇世代最贴切的形容。这些人，部分称自己为“微型企业家”，掌控着自己的时间与生活节奏，朝九晚五的工作早已不再是赚钱的唯一选择。随着中介平台崛起，机构多宁愿以散工模式将工作外判至外来劳动力。对于这个现象，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叫法。美国称这为“Gig Economy”，骤听看似是潮语，说穿了就是“散工正常化”；有些国家如英国及新西兰，就称这为“Zero Hour Contract”（零工合约）世代，即雇主并不会向你提供任何时数的工作保障，看似自由，其实不尽然。很多经济学家以至工会领袖，都相信二十世纪常见的“一份长工做到老”的模式已不复常见。而一直由雇主承担的风险与成本，将慢慢转嫁至劳动人口之中。

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名句“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当潮涨时所有船只都会随之升高），用以形容当整体经济都改善并出现增长时，社会内的各个参与者均同样受惠，所以政府应当视改善整体经济为当前要务。不少人，也就以此为Gig Economy辩护，工作的碎片化令到想工作的人都能因应最适合自己的时间开工，也是能令失业率下跌的原因。

不过，对自由市场及全球化持批判态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坦言，“与水涨船高的假设相反，水涨只能升高那些大型帆船，但同时很多小船却因此搁浅。”

被迫投身散工经济世代  各安天命

科技的发达令到自由工作者，不同平台的应运而生，将需要劳动力与能提供劳动力的人配对起来。很多人享受这种工作模式带来的自由与弹性。 然而，能在这个大潮流中创出一片天的是幸运的一群，因为有一部分自由工作者并非在自愿的情况下变成自由身，他们多是因为未能找到全职工作，被迫跻身进这个散工经济世代。

叫车应用程式Uber以及刚于今年进军香港的外卖应用程式Deliveroo就是以这种模式营运。就拿最近在英国伦敦掀起满城风雨的Deliveroo为例，该公司伦敦北部工作的司机最近收到电邮通知，指他们现时的7英镑时薪，完成每宗外卖再加1英镑，将会由外卖次数取代；每次送出外卖，司机可获得3.75英镑。以一小时送两单外卖计算，工人的薪金比英国生活工资（living wage）的9.4英镑还要低。这班司机只有一星期时间考虑，不接受的结果就是无工开，是典型的“My way or the highway”的做法。

根据Deliveroo形容，这班司机其实是“企业家”，并非公司雇员。非正式雇员代表他们无法享受所有劳工法例规定的保障。但工会却反驳“他们不是企业家，他们是骑电单车送外卖的人，若不是为Deliveroo工作，他们就是为Uber工作，他们只是在打两份兼职。”

打散工或兼职工作的人数不寻常地高，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长工。

美记者亲试散工经历  感劳工地位低

为了深入了解Gig Economy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美国创业杂志《Fast Company》记者克塞勒（Sarah Kessler）亲历了这个打工新潮流。“在这一个月，我成为了TaskRabbit、Postmates及Airbnb等企业口中的微型企业家。然而，事实却与这些他们口中的劳工革命相去甚远。我发现剩下的却是不停努力工作，但人工却很低，这个系统将劳工置于一个不利的位置。”

这种情况愈益惹人关注，美国联储局主席耶伦曾提到，“打散工或兼职工作的人数不寻常地高，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长工。”

这趋势看似是科技与潮流的偶然结合，然而背后却藏有一连串的社会现象。著名的沃顿商学院管理系的助理教授科布（Adam Cobb）认为，金融市场的价值观对“轻资产”这种概念趋之若鹜，当一间公司能拥有愈少固定资产，这当然包括长期员工，市场将会对它作出奖励。

与此同时，这个潮流的兴起亦与新自由主义有着密切关系。在今届美国总统初选时，撰写不少分析文章力撑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经济政纲、麻州大学经济学家费利曼（Gerald Friedman）指这是企业欲削减薪金及员工福利的结果；这个招数更可令公司避过官司诉讼。

工人被移离社会保障网  雇主只手遮天

在逾百年前罗斯福推行新政的年代，工人得到社会保障，而要打份长工的风气亦在那时开始成为常态。然而，Gig Economy及零工合约的出现和普及改变了工作的性质。对于自由工作者，或散工工人被冠以“微型企业家”，费利曼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巧立名目以让人对此趋势有正面感觉的举动，“与个人主义的自由价值很一致”，亦忽视了Gig Economy对工人的压迫与剥削。他认为对于那群没有选择的工人而言，他们并不想打散工。

劳方与资方的关系本来就不平等，现代社会花了很多时间立法规管以保障劳工权益。然而，零工合约的出现，将工人移离社会的保障网，令他们直接暴露于阶级化以及割喉式的资本主义底下，雇主在劳工市场的权力因此急速扩张。

情况在欧美国家最为严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茨（Lawrence F. Katz）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鲁格（Alan B. Krueger）数月前公布了题为《The Rise and Nature of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2015》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在过去十年的净职位增长，全属非典型工作，包括独立契约工及临时工等等。至于传统的全职工作职位，曾在这期间下跌40万份。

骤眼看，很多散工都提供不错的时薪或工资，但当将所花时间及开支等等计算入内后，净收入并不如第一感觉般可观。美国华盛顿智库经济及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创办人贝克（Dean Baker），就散工经济发表了多篇文章及报告，“当你认真计算，就会发觉当中很多人的收入均低于最低工资。”

打散工也要组工会  争合理权益

在一个疲弱的劳工市场，工人能够收到的薪金可以低得没有底线。“这对薪金造成巨大的下行压力，是个悲惨的故事。”贝克解释道。“愈做愈穷”以及“今日唔知听日事”成为这班被迫打散工的人的心声，这种不确定性会令人长期处于压力之下。

没有长期稳定工作的劳动人口正在慢慢增加。美国现时约有5,300万劳动人口，当中将近三分一是自由工作者。另有研究显示，在短短的4年后、2020年的美国，将有四成劳动力会是自由身的散工组成。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华伦（Elizabeth Warren）亦对此现象表达关注，她指出现时的医疗、退休保障及劳工法都有更新的需要。她的建议有些仅适用于美国，但也有部分建议值得香港参考。华伦认为一定要让这批打散工的工人有组织团体的机会，好令他们可以透过集体谈判争取应得的利益。英国劳工经济学家施坦丁（Guy Standing）坦言，劳资双方的关系愈来愈不对等，打散工的工人更加需要有正式的保障。

在英语国家之中，最为先进的可说是新西兰，该国于今年三月通过法案，禁止雇主再以“零工合约”聘请工人。至于美国西雅图是startup摇篮，该市去年12月就Uber司机有权组织工会立法，成为美国首个城市就有关保障立法，让工人在与雇主讨论福利时能够增加议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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