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社团．二】中联办助力？ 同乡会增添政治统战功能
7月20日，“守护香港大联盟”及“保公义撑修例大联盟”发起添马公园撑警集会，大会声称有31.6万人参与，警方指高峰期有10.5万人。相比之下，三个星期前性质相同的撑警集会，当时大会声称有16.5万，警方指高峰期有5.3万人，刚好大会官方人数与警方数字都是升约一倍。尽管如何，但此次建制派政治动员的“战绩”被质疑大不如前。以2014年的占领运动为例，由1,528个团体组成的“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曾发动140万人联署，当中参与的同乡会就有逾300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反修例浪潮期间，“撑修例大联盟”只收集了逾80万人联署，参与的同乡组织更锐减至不足50个。
对此，以“撑修例”人数锐减、阵营几乎丧失话语权为例，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罗永生认为，不能把问题简单归咎于同乡社团的动员失力，“我不排除有政治因素影响同乡会的乡亲在2014年反占中活动期间上街。但事实上更多的是自发因素，因为占中那70多天，确实影响到同乡的社会生活，它们道出绝大多数的香港市民心声，所以他们站出来。而这次《逃犯条例》的争议，事态变化无常，此一时，彼一时。这种‘踩钢线’的事情，或许同乡会内部也会出现不同意见。”
不过，罗永生也承认，同乡会在香港的政治角色，早已不如回归之前，“从很多事情看到，（现在的）同乡会都是表个态而已，不能扮演任何推动发展的角色”，因为它们在体制内没有法定角色，“能发挥多大的功能取决于里面的人（领导者）有多大的能耐。政府视（同乡会）为一个民间组织，可以听可以不听，同乡会是表态的一种方式而已。”
罗永生反问，同乡社团的亲中立场溢于言表，港府或建制派为何不尝试利用现有资源去拉拢其他政治立场的香港市民？他直言：“票仓非建制专利，民主派也可以。”遗憾的是，整个建制阵营暂时不能吸引年轻人的眼光。他认为，归根究柢是因为建制派并没有及早预视并谋划同乡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日益年迈的乡亲手中的选票或许逐渐流失。他说：“年纪大的过多十年八载，想投票都不能投，去了见‘马克思’，最后只能看着选票流失就没办法了！”
“这或许也给了民主派人士争取选票的空间。”罗永生建议，建制派与其利用“蛇斋饼粽”等小恩小惠来拉拢本身已是“爱国爱港”的乡亲，倒不如多做实事，在包括《逃犯条例》在内等议题上敢说、敢言，争取多点发言机会。“是其是，非其非，不要怕得失铁票。因为铁票，实际上是你怎样都投你，（反而）要争取游离的中间票。”他笃定地说。
罗永生对同乡社团发展的另一个担忧，是成员年纪较大，较少有年轻人参加活动，“同乡会青黄不接，如何传承？”他担心，“年轻人不像退休人士生活无忧，要很有空才可以全职打理同乡会事宜。传承人难找，而且乡土情怀也渐渐薄弱”，故建议同乡会应“主动出击”连结新一代，惟受社会氛围影响，同乡会要避免“hard sell”家国情怀。
近年很多同乡社团纷纷成立青年委员会，加强吸纳并培养青年成为社团主力，罗永生不担心同乡会会逐渐消失，因为他相信，“‘档口（会址）’在这里肯定有用的。”据他所知，同乡会会馆有效发挥联结乡情功能之余，还有人用来从事经济活动，例如提供贴近年轻人生活习惯的福利，包括开放会址作公共空间、休憩场所、补习班及举办讲座等。他建议，若要彰显建制力量，为特区政府的新管治模式助力，当局应该重新定位同乡社团，慎思如何吸引爱国爱港的年轻人、如何扩大同乡会的影响力、如何令民众认同组织理念和运作手法。
中联办整合增同乡会统战力量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教授殷俊对香港同乡社团发展颇有研究。他在《香港社团的政治参与功能》一文中，总结出香港社团参与政治的两大途径：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制度化”的参与，即透过加入政府各个咨询机构就公共政策提供意见，例如政府通过委任社团代表加入咨询委员会，让他们发表意见及辅助政府管理公共事务；通过选举参与政治，即为理念相同的人士助选，甚至派出代表参选，这在立法会的功能组别选举中尤为突出。事实上，同乡会也堪称建制派候选人的选举票仓，能够提供大量“铁票”。
而“非制度化”的参与，即通过非制度的途径来表达意见、反映诉求、维护权益，包括向政府提交意见书，或者举办各种论坛座谈会，以至发起请愿、游行等。有些同乡会还会举办街头签名活动、刊登广告支持特区政府施政。规模更大、资源更多的同乡会为了促进香港与内地的合作交流和加强对国家的认同感，还会举办国情研习班。
大国框架下涌现的社团全为“天然亲中”，例如香港客属总会的成立宗旨便开宗明义地要爱国爱港，这根本地决定了社团性质及运作模式，重大活动例必邀请中国官员为主礼嘉宾，包括市级及县级和政协、统战部、中联办、外事侨务局等。阵容愈盛大愈能彰显爱国情操，无不争相以此为荣。同乡会之间甚至有时会因此引起冲突，互相攻讦爱国爱港力度未如预期，最终需要中联办从中协调。
另一边厢，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爱国爱港社团的作用，在港的同乡会与港府也有着“微妙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允许或鼓励社团特别是社团领袖参政，首要目的便是利用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去宣传政府政策，减少施政阻力。另外，在社会政治对抗和分化加剧的环境下，政府更需要社团帮助维护社会主流价值以及社会和谐稳定。
在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官方也积极参与同乡会的建设中。例如同乡会的负责人会在年度大会致辞时明言：“得到政府的关心”，又例如同乡会在发刊词中直言：“有关领导时赐方针与关怀”。在会址揭牌仪式中坦言，中央政府在方向性及精神上予以指导。这些指导主要围绕两个原则：积极响应家乡招商引资，以及在中国政府与香港社会交流中贯彻爱国爱港的核心价值。去年3月，特首林郑月娥出席香港广州社团总会第二届董事会就职典礼时表示，“香港广州社团总会拥护‘一国两制’，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促进社会和谐安定，成绩有目共睹。”字里行间蕴含官方对同乡会等社团的关切，突显两者的微妙关系。
随着近年香港政治形势愈趋复杂，为了作出适切指导以有效组织群众，内地政府甚至派官员出任同乡会等社团顾问，将社团纳入政治体制内。中央政府将互不从属、结构松散的大小同乡会改变为上下等级，形成中联办—大型总会—小型总会或联会—个别社团组成的四级行政制度，便于协调，逐渐改变了社团的政治生态。至于同乡会是否能真正发挥中共视觉下的“统战”作用，还值得我们思考。
继续阅读︰同乡会早期认受性较高 串连海内外乡亲
上文节录自第17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12日）《靠“蛇斋饼粽”连结同乡社团能助政府稳定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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