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社团.一】靠“蛇斋饼粽”连结同乡社团能助政府稳定施政?
香港人对“同乡会”并不陌生,普遍认为他们被中共收编,不但是亲中阵营的选举机器,更不时就重大议题作声势浩大的政治动员,高调支持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传统用来“联结乡情”的同乡会,为何会被赋予政治功能?它们又如何影响香港的政治发展?依靠传统统战手法笼络香港市民的同乡社团,还能否有效把“爱国爱港”的“同乡情谊”,转化为“支持政府”的“维稳力量”?
7月20日,“守护香港大联盟”及“保公义撑修例大联盟”发起添马公园撑警集会,大会声称有31.6万人参与,警方指高峰期有10.5万人。记者现场所见,出席者多为长者,当中有部份携家带眷,有的撑着雨伞、拿着传单紧跟领队,有的士气高昂、挥舞国旗、竖起拇指。放眼望去,尽是鲜艳的红色旗帜及告示牌,上面用偌大的字体印着“香港柳州同乡会”、“香港海南社团同乡会”、“香港东莞石碣同乡会”等等。这是自《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以来,建制阵营发起的第二次撑警集会,而大大小小的同乡会,无疑是这类集会的中流砥柱。
事实上,1997年香港回归后,同乡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2017年,根据《社团条例》(第151章)成立的同乡会有305个;它们不隶属政府机构,也没有政府资助,但影响力不容小觑,既是建制阵营的坚实选举力量,更频频在重大政治议题上作声势浩大的动员,被视为当局的维稳伙伴。
以2014年的占领运动为例,由1,528个团体组成的“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曾发动140万人联署,当中参与的同乡会就有逾300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反修例浪潮期间,“撑修例大联盟”只收集了逾80万人联署,参与的同乡组织更锐减至不足50个。
这不禁引人深思,同乡会的政治动员能力大不如前了吗?以“蛇斋饼粽”等传统统战手段笼络民众的它们,是否已经未能有效地把模糊的“爱国爱港”的“同乡情谊”,转化为实际的“支持政府”的“维稳力量”?—探究这些问题之前,还得先了解两大背景—本为“联结乡情”而产生的同乡会(见另稿),为何会被赋予政治功能?它们又如何影响香港的政治发展?
七一游行成定位分水岭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庄玉惜等所著的学术论文《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客籍社团“再华化”研究》,以同乡会为首的政治力量的崛起,与2003年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争议有关。该研究指出,香港回归后实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扩大了人们对参与政府管治的期望,然而,不协调的体制无法完全疏导人们的政治不满,加上亚洲金融风暴及“沙士”疫情对社会民生的冲击,触发逾50万人在当年的七一上街反对23条立法,壮大了公民社会的力量,也催生了有别于传统的亲中政商精英联盟、建基于同乡会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并与之对垒。
研究又认为,中国政府是同乡社团崛起的推手,因为当局担心激进的政治诉求会影响社会稳定,故认定必须建立另一股亲建制的社会力量以资抗衡;而选择同乡会作为“管治伙伴”,是因为政府向来与社团关系紧密,而社团又具备以地缘关系连结、拥有庞大社会网络、设有地区办事处等有利动员的社会基础,所以当局重整同乡社团为爱国爱港社团。
本身是全国政协常委的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顾问周安达源,有超过40年的同乡社团工作经验。他曾撰写《关于做好香港同乡社团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一文,直接以“实现香港的‘人心回归’、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概括同乡会的政治作用,更提出“我们深感同乡社团单靠朴素的爱国爱乡的感情还不够,我们必须把这种感情升华为自觉的爱国主义行动”。
什么是“自觉的爱国主义行动”?根据《香港社团理论与实务》一书,除了参与选举、支持建制代表之外,还包括在重大议题上发起游行及联署等集体行动,以凝聚亲中力量,形成支持政府的舆论。以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为例,该会在回归前两个月成立,当时只有5个闽籍社团,发展至今年7月已有246个团体会员,凝聚逾百万闽籍乡亲。有份编著《香港社团理论与实务》的香港文化协进智库高级副总裁、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韩成科,就曾形容该会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赢”的强大力量,为捍卫“一国两制”发出“正义之声”。
然而,如此庞大规模的同乡组织,在香港的客观舆论中并不占好评。上述庄玉惜等人的论文认为,社团是与中国政府建立关系的平台,但社团领导人利用该平台,以“联系乡谊”为名、辅以“蛇斋饼粽”等物质利诱会员支持港府施政及建制阵营,借此换取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利益。
另外,由于同乡会经常无视整体社会声音,一面倒支持特区政府,故不时被传媒形容为“盲从”或“沦为中国政府工具”,变相收窄了社团的政治光谱,明显有碍社团作为政府和民间的沟通桥梁,未能有效发挥凝聚民间软实力的作用。
2014年建制发起“反占中”大游行,期间遭传媒揭发有人向游行人士派发车马费并提供酒楼午餐。及后,文化评论员梁文道撰文讽刺“蛇斋饼粽”并非一道香港名菜,而是一套只在香港才有的奇特食物组合,因为“自古以来,为了稳定人心,体制一向要给人民提供‘面包与马戏’,不只饱肚,而且娱乐。好比这么多年来的‘庆回归’集会,参加者除了享受‘蛇斋饼粽’,还可以观赏歌舞表演,真正实践了古人‘面包与马戏’的智慧。这种集会和游行与‘蛇斋饼粽’的结合,恰如其分地点出了一切威权的本质:跟着我走,我就会喂饱你。”
在如此固化又负面的形象下,同乡社团又能否有效地把模糊的“爱国爱港”的“同乡情谊”,转化为有效的“支持政府”的“维稳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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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12日)《靠“蛇斋饼粽”连结同乡社团能助政府稳定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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